牟二黑庄园是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封建地主庄园，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莱州后吕村老戴家老屋是我母亲家的老宅，虽同在胶东，但并不出名。近来网上时有介绍老戴家老屋的图片文字和视频出现，评论区也有拿其与牟二黑庄园相比，谈及土改没收的故事，但不真实。我作为老戴家的后人，感到有责任将真实的故事说出来，以示对历史的尊重。
一、老戴家与牟氏家族相同点较少，两家财富体量差距巨大，不堪相比
老戴家与牟氏家族同在明洪武初年移民胶东，都有捐款兴学的善举，但相同之点仅此而已。
牟二黑家族的一世祖为牟敬祖，明洪武三年以岁贡身份到山东栖霞县任主簿职，传到牟二黑（牟墨林）为十四世。牟氏家族在胶东是名门望族，有“耕读世业，勤俭家风”的家训，家中出过十个进士、二十九个举人，多人为官。牟二黑庄园为中国三大地主庄园之一，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建成。占地6万亩，拥有房屋5500多间。
老戴家族的一世祖为戴布，明洪武二年迁居山东莱州后吕村，是来山东谋生的贫苦移民，传到戴玉庆为九世，其子戴作新等十世。老戴家有勤奋节俭，正直厚道的传统美德。通过戴玉庆和儿子们两代人闯关东奋力拼搏，才在山东莱州后吕村置下一份家业，买地60亩，建成老戴家老屋这样极具胶东四合院特色的大院，有房屋55间。
牟二黑家族为山东首富，老戴家为山东不知名小财主，体量差距尤如大象与小老鼠之比，所占土地相差1000倍，所有房屋相差100倍，不堪相比。
二、牟氏家族与老戴家，两家发家手段不同
牟氏家族的发家史尤如地主致富术教科书，巧取豪夺的手段令人叹为观止：天灾歉收时提前囤积大量粮食，待饥荒爆发，以一斗高粱换一亩地，地还交给卖地人租种，秋后必须交一斗高粱的地租。相当于白得一亩每年收租的地。牟氏不仅迅速暴富，还落下赈灾救人 “大善人”的美名………，牟氏家族太有名，发家手段已众所周知，不再多说。
老戴家的发家是戴玉庆和儿子们两代人闯关东，吃苦耐劳经商挣钱的结果。
戴玉庆自幼年家境贫寒，但很勤奋，有一手很不错的木匠手艺。为改变家境，他闯关东到海参崴一带揽活干，后到哈尔滨为俄商秋林洋行打工，每三年回家一趟。从山东老家到哈尔滨的路程，除了从龙口过海到旅顺或营口必须乘船，其余路程往返都是徒步走，随身携带木工工具，边走边揽活挣钱。为了挣更多的钱，他还去美国淘金，以给外国商船当不要工钱水手的方式来到美国，恰逢美国政府出台《排华法案》疯狂排华，又被驱赶回国。日俄战争爆发，他又冒着风险到战区去做香烟生意。多年闯荡，见多识广，勤奋节俭，一心创业。
戴玉庆生有六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戴作新，次子戴日新，三子戴德新，四子戴维新，五子戴鼎新，六子戴铭新（又名戴汤文），女儿戴子新。随着年龄的增长，戴玉庆让儿子们相继外出闯关东学做生意、经商挣钱，自己则回乡掌家。他于1930年在后吕村担任村长，也曾被各村的村长推选兼任过后吕乡乡长。他在担任村长乡长期间，倡议捐款创办后吕村小学校，得到乡亲响应。后吕村小学校主要靠村里两家财主的捐资支持，一家是徐鹏翱，徐五爷家是闻名全县的大财主，家中有清慈禧太后题赠的牌匾，家人都在东北经商。另一家是戴玉庆，家人也在东北经商。徐戴两家承担了学校的绝大部分费用。 1934年戴玉庆七十寿辰，后吕村乡亲为其祝寿，颂扬其治家教子有道、节俭持家致富、办事公道、捐资兴学等功绩，赠送“望重乡里”红底金字的木雕匾额悬挂大门上。
戴玉庆为俄国人干过事，思想开明，懂得能识字才能干大事。他下决心再穷也要供儿子们念几年书，长子戴作新读了两年书就外出闯关东，次子、三子、四子、五子读了三至五年书，才外出学徒做生意。六子最幸运，哥哥们外出挣了钱，供养他从小学、中学，一直至读到大学。长子戴作新闯关东后在黑龙江呼玛逢源金矿淘金，从淘金工人，步步高升至营业主任。后辞职独资开办哈尔滨新泰兴钱粮业，三子戴德新闯关东作学徒，逐步升为有股息的高级店员，后任牡丹江一家酿酒公司的分销处经理。四子戴维新闯关东，从当学徒逐渐发展到独资经营中小企业，到过俄国，后来在黑河、富锦担任过私人企业、农业有限公司经理。五子戴鼎新，在黑龙江逢源金矿做财务会计，患肺病后辞职回老家，在掖县励新书店当经理。儿子们都继承了父亲吃苦耐劳，敢闯敢拼，勤奋创业的精神，两代人的奋斗，为摆脱贫困家境积累了财富。闯关东挣了钱，就回老家买地建房，山东莱州人多地少，有钱也不可能买到太多的地，老戴家只买到60亩地（包括宅基地），剩余钱都用在建好住房和捐资兴学上了。
经两代人不懈的努力，老戴家建成这套极具胶东四合院特色的花冈石基座灰砖青瓦的民居大院，大门楼、二门楼磨砖对缝，装饰图案雕凿精美，座落相连八个院子，一个大门楼向里一条胡同，四个对等的院子排列两侧。
大院布局和建筑风格比本村头号财主徐家宅院更合理和气派，能让过往行人驻足观看。大门口时常栓着两匹膘肥体壮，油光锃亮的大骡子，确实扎眼招风，令人眼热。就是在莱州境内，这老戴家的大院也算有档次。老戴家两代人都参与大院的设计与施工，精湛的木工手艺和在外闯荡的见识，使大院建设布局合理，功能齐全。房屋门窗的制作是由戴玉庆亲手完成。
抗日战争爆发，戴作新当村长要以身作则，带头挖战壕修工事筑掩体，不能很好顾家，1940年老戴家分家兄弟各自单过，老戴家老屋分成几家：父亲戴玉庆得北院一套8间房，女儿戴子新虽已出嫁，但外孙外孙女们要在本村上学，住房考虑在内；长子戴作新分南院9间半房子；门对门便于照顾父母；老六戴汤文分得一套院7间房，与父亲院子东西相对；老五戴鼎新分得一院8间房，与父亲院子南北相对；老四戴维新有4个儿子，分得最大的一处有8大间房的院子；老三戴德新好讲究，分得有盖得最好的有10间房的院子，老三老四的院子东西对门。还有一个院子有6间很普通的房子，有父的木工工作室，分家前的饲养室和各家磨面的公用磨房。有一辆大车，一辆轿马车，两头骡子，还有土墙草顶停大车的车屋。
三、牟氏家族与老戴家，两家在抗日救亡方面表现不同
牟氏家族财大气粗，社会能量极大，1937年9月侵华日军第十师团占领栖霞，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时间长达五年，但牟氏家族几乎无损。1944年栖霞成为解放区，牟氏家族六大当家男人基本都逃往国民党控制区，除了被迫减租减息，没有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记录。
老戴家从抗战伊始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村长戴作新支持儿子戴魁一投笔从戎，参军上前线杀敌，戴作新六弟戴汤文1932年参加共产党，抗战时期在河南做地下工作。三弟戴德新的女儿戴瑟英、妹妹戴子新的女儿吕志民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女儿戴占英出任前吕村妇救会主任和青妇会（女民兵）指导员，带领乡亲反扫荡。戴作新自己身为一村之长，带头捐树木，出工挖战壕修工事筑掩体。带头响应号召减租减息，还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八路军伤员。1941年大年初一，夏家村一名八路军干部在执行任务时被日伪军发现追赶，他跑进后吕村后翻墙进入戴作新家，说明情况要求保护，戴作新赶紧叫八路军干部脱下身上所穿衣服，叫妻子曲志贞扔进院外胡同的水井，再把自己过年的新衣给八路军干部换上，统一口径，让他装扮成来拜年的亲戚，坐上炕与父亲戴玉庆一起喝酒。自己则以村长身份外出应付进村搜查的日伪军，日伪军在村里挨户搜查，找不到他们一路追赶的那个八路军干部，只得悻悻离开。戴作新的二女婿王学博，侄女婿吴幸之都是八路军的干部。老戴家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
四、牟氏家族与老戴家，两家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表现不同
牟氏家族属于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中规定的清算斗争对象，为破坏土改逃避斗争，牟氏家族六大当家男人逃往国民党控制区，留下女人利用金钱贿赂与美色引诱等手段拉拢腐蚀领导土改的多名政府干部，镇长、镇武装部长变成为其通风报信的内应和逃避清算斗争的保护伞。牟家地主婆美娘，以及地主牟少崖、牟衍禄等千方百计破坏土改运动，故事情节惊心动魄。但栖霞县的土改仍按土改政策胜利完成，对牟氏家族没有实行“一锅端”、“扫地出门”的极左暴力处置，即使对破坏土改罪证确凿的牟少崖和牟衍禄，也是后来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通过公开审理判决后予以处决。
老戴家的土改故事则不同：1946年7月后吕村首批进行土改，老戴家有土地（含宅基地）60亩，人均只有几亩地，不属《五四指示》中规定的清算斗争对象，为支持土改，戴作新带头代表老戴家主动献田20亩。然而在一年后的土改复查运动中，后吕村出现违反 《五四指示》的极左暴力事件，贫协积极分子对老戴家主要成员秘密实施“一锅端”和“扫地出门”处置，积极支持土改的村长戴作新被秘密杀害。这个未经政府批准秘密实施的极左暴力事件情节同样惊心动魄：
1947年7月，后吕村贫协积极分子秘密开会布置开展土改复查工作，有风声传出，村东头小财主王占先出村躲避风头。村长戴作新泰然处之，他认为分家后自己一大家人只有9间半房子和5亩地，去年土改，他已动员老戴家主动献田20亩，受到区里表扬。自己当村长从未做过对不起乡亲们的事，这次土改复查应该没自己什么事。没想第二天，本村的几个贫协积极分子突然来家把他捆绑带走，为封锁消息，贫协积极分子在晚上把他拉到村北属于西由村地界的小河沟旁边进行审讯，不谈土改的事，径直让他坦白交待六弟戴汤文是国民党员、儿子戴魁一是国军团长的罪行，戴作新说：“1929年我六弟在掖县筹建国民党县党部的事全县众所周知，他离开山东很多年了，我与他没有联系，不知道他现在是给国民党干事还是给共产党干事。1937年7月我送儿子参军打鬼子也是全县都知道的事，但是儿子1940年就脱离国军，到延安上抗日军政大学去了”。贫协积极分子说：“前不久还有人在平度县大街上看见你儿子身穿国军团长军服，身边还带着两个勤务兵” 。戴作新说：“那肯定是认错了人。我现在身上还揣着儿子从延安寄来的信，大伙可以看看。” 贫协积极分子说：“不看！你识字会写信，这信是假的！” 不分由说，把戴作新拉到一个事先挖好的一个大坑旁，把他的头摁在土坑边威胁说：“你今天交不交待！” 明白今晚必死无疑，戴作新挣起头说：“老少爷们给我个痛快吧！” 就不再说话。镢头铁铣劈头盖脸砸下，戴作新倒在坑里，气还没断就被添土活埋了。什么仇？什么怨？竟下此毒手！难道就因弟弟和儿子为国民党做事就该被杀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贫协积极分子从家里抓走戴作新时，同时将其妻曲志贞和三个未成年的子女赶出家门，什么也不让带。他们在家搜寻钱财未果，快天黑时，又把曲志贞捆走，绑在村公所大厅的柱子上，逼问家中钱财藏在什么地方。曲志贞说，家里钱财都用在买地、建房和捐款兴学上了，没剩什么钱，也不可能藏掖，不信你们可以到家里去翻，到地里去刨。贫协积极分子没能得到他们想象中的大笔地主浮财，心有不甘，动手殴打折磨曲志贞。
区党委第二天知道戴作新被打死，派宣传部部长李勋臣下来纠偏，李勋臣到达后吕，首先让贫协积极分子把曲志贞放了。曲志贞和三个未成年的子女几天没吃一点东西，多亏东邻二爷爷戴玉秀送来玉米面饼子、粥和咸菜，一家人才得以活命。经历三天恐怖煎熬，家没有了，丈夫被杀了，身边17岁的二女儿戴瑞英、13岁的三儿子戴占琪和11岁的小女儿戴雪英惊慌失措，整天哭泣，三个大的子女都不在身边（此时长子戴魁一在第四野战军热河省禁烟督察处任科长，大女儿戴占英也已入伍，在昌南县粮食局任出纳员，二儿子戴建民在天津的一家酿酒公司当店员），无法承受如此巨大打击，曲志贞精神崩溃了，只想随丈夫而去，她悄悄避开幼小子女投井寻死，幸亏被及时发现救出，捡回一条命。扫地出门后一家人没地方住，只能住土墙草顶的车屋，李勋臣进村后允许曲志贞和三个儿女去住已绝户的戴玉祯（戴玉庆之弟）的空房。
自从那月黑风高的杀人夜后，老戴家戴玉庆的北院，长子戴作新的南院，六子戴汤文的东院都成为贫协土改复查的胜利果实。年迈的戴玉庆只得住五儿子戴鼎新院内南屋。已分家单过的其他家人惶惶不安，担心哪一天也会被扫地出门。怪只怪老戴家老屋修得太好，招惹非分之想，引来杀身之祸，真是匹夫无罪，怀璧有罪！
派宣传部部长李勋臣来后吕村纠偏，说明区党委已意识到后吕村土改复查出了问题。但为维护土改复查群众运动大局，进村纠偏也只是叫停继续追杀，不纠正也不追责，使恶性事件成为既成事实，最后不了了之。
我母亲戴占英在回乡探家时知道家中遭受如此不可思议的惨祸，便去找区委书记，区委书记安慰她说：“打死你父亲是错误的，土改复查是群众运动，会出现对政策理解的偏差，区里已派宣传部部长李勋臣到后吕纠偏。” 当母亲向区委书记哭诉贫协积极分子的恶行时，区委书记话风一转，严肃的告诫她：“你是个共产党员，希望你站稳党的立场，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出现的偏差，不要因为父亲被杀害而犯错误。”。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荒唐的事情？
胶东区委机关报《大众报》发表社论《行动起来，坚决实现耕者有其田》，强调土地改革的主要对象是那些代表封建势力的大汉奸、大恶霸和大地主、土豪劣绅，对他们要坚决进行斗争。对一般中小地主则应采取调解、仲裁与献田等方式解决土地问题。土改政策十分明确。但不幸的是，当时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在干部扩大会上大力鼓吹一锅端和扫地出门这样的暴力、极左的工作方法，饶漱石说： “一锅端，杀了地主是好的，即使个别杀错了，端错了，只要是群众运动也不要紧啊！” 山东土改复查运动因此出现“把大权交给贫雇农、一切事情依靠他们自己去办、不须再经过任何机关核准“的错误倾向。后吕村贫协积极份子虽然敢自作主张，私下秘密杀害支持土改的村长戴作新，对其家实施一锅端扫地出门，但这些操作也不敢在阳光下公开进行，公开进行会遭村民反对。。
戴魁一得知父亲被害消息是在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此时担任北平警备司令部交际科长的戴魁一立即向兵团政治部书面报告，说明自己父亲在土改复查斗争中被错杀，其中有贫协积极分子对自己身份错误认定的原因，请求组织出具一份革命军人证明书，证明戴魁一是革命军人，以避免自己的亲属继续受伤害。组织部长尹明亮当即出具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签发的革命军人证明书，加盖公章，以挂号信形式寄给后吕村，从此，老戴家门上有了“光荣家属”的牌子，革命军人证明书证明戴魁一是革命军人，所谓戴魁一是国军团长的传言不攻自破。
另一传言戴汤文是国民党大官，而真实情况是戴汤文1932年加入共产党，长期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1942年因共产党员身份暴露被捕入狱，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才出狱，后受中原局委派筹建豫西行政干部学校，为解放全中国培训干部。下图为豫西行政干部学校副校长戴汤文签发的毕业证书，因正校长为豫西行政署领导兼职，由副校长戴汤文主持学校工作。戴汤文本是一名老资格的革命干部，不实的传言却让其大哥戴作新死于非命，自己的房屋也被没收，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老戴家在土改复查运动中成为暴力和极左倾向的牺牲品，饱含两代人艰苦奋斗心血的美好家园，大部分成为贫协积极分子的战利品。他们杀了村长戴作新，村中大权在握。即使知道戴汤文是革命干部、戴魁一是革命军人，也毫无愧疚之心。不仅心安理得享受既得利益，还利用手中权力继续迫害老戴家人。
五、被强加的“土改被镇压”虚假罪名，是长期压抑老戴家人的噩梦
戴作新无辜被害，还被强加 “在土改运动中被镇压”的虚假罪名，这成为长期压抑老戴家人的噩梦。
我的大舅戴魁一解放初期在华南军区任管理处长，他曾抽空回乡探望爷爷、母亲和在后吕村的亲属。
村贫协积极分子得知戴魁一回家的消息，大为惊慌，怕戴魁一来找麻烦，竟派人持枪埋伏在村公所周围，一旦戴魁一找来，便先下手为强直接击毙，以制造“被镇压地主的儿子向土改积极分子实施阶级报复”的假现场。没想到戴魁一回村看望亲人后直接返回部队，他们精心的策划变成白忙活一场。
我的姥姥曲志贞解放后离开后吕村去与儿子戴魁一一起生活，文革动乱期间，造反派以“男人被镇压的地主婆必须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为名，强令姥姥回乡，姥姥再不情愿也只能重回痛失亲人的伤心之地，在后吕村，緾过小脚年已74岁的姥姥被村里加以管制，天天扫后吕村大街。每天都能看到自己曾幸福生活过的大院，此时已是他人的家园；每天都能看到当年自己痛不欲生想投井自尽的那口水井，如同不断撕开刚愈合的伤疤，这对一个经历不幸、风烛残年的老人是何等残忍！想当年，姥姥与姥爷支持儿子投笔从戎，参军杀敌，支付女儿出任前吕村妇救会主任和青妇会（女民兵）指导员，带领乡亲反扫荡，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参与救助八路军伤员，配合姥爷在日伪军眼皮底下掩护八路军干部，响应号召带头减租减息，支持土改主动献田，自己生活极其节俭，却舍得大笔捐款支持学校教育……，那些人怎么能忍心去摧残这样的好人?
在器重政治审查的年代，对外提供不实政审材料成为掌控村党支部权力的那些人继续迫害老戴家人的手段。
戴作新的三弟戴德新，其女儿戴瑟英参加过抗战，在山东高密一家工厂任党委书记，其儿子戴占禹解放后入伍，在青岛空军机场警卫部队当班长、预备党员，是部队提干的培养对象。但由于家乡提供的政审材料中写有伯父戴作新在土改运动中被镇压，所在部队认为他不宜留在部队，不能再作干部培养改作复员处理，戴德新对儿子遭此不公正对待极为不满，怪罪于村里错杀大哥和对部队提供错误的政审材料，一想就生气，不时骂上几句泄愤，竟被村里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报，戴德新被县公安局拘留审查，一时病气交加，没等最后处理，就病死在看守所。
类似戴占禹遭遇的政审材料，老戴家很多人的档案中都有可能存在。
我的母亲戴占英，作为党员相信组织，相信区委书记关于自己父亲被错杀是组织的结论，愿意站在党的立场理解群众运动的偏差。但她没想到自己档案中也会出现父亲在土改运动中被镇压的政审材料。她作为参加过抗战的党员干部，工作一贯勤奋努力，1949年却被不明不白的撤掉济南粮食局财务组长职务，以后工作又遭遇诸多不顺。文革动乱开始，她一个小小的文化厅幼儿园园长，竟被打为奉行17年封资修教育路线的黑帮分子，被剃阴阳头挂牌游街，在外张贴的大字报上，“戴占英因父亲在土改运动中被镇压，对党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的文字更是触目惊心。我也被划为黑五类子女倍受歧视，下乡到农场，能成为全农场的劳动模范，却被连队指导员以家庭有问题拒绝介绍入党。
我的二舅戴建民、三舅戴占琪都继承了老戴家勤奋敬业的优良品质，在单位都是努力工作的业务骨干，但受政审影响：都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二舅戴建民建国前参加工作，坚持不懈的申请加入党组织，他在铁道部几十年如一日勤奋敬业，在各方面都自觉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但总因政审影响不能被接收为共产党员。
六、拨乱反正，实事求是，老戴家重获尊重
1979年，为解决二舅戴建民的入党问题，铁道部专门派调查组到山东调查其父在土改运动中被镇压的问题，结果当地政府和党组织都明确否定“戴作新在土改运动中被镇压”的错误说法，调查组走访村里当年知情的老人，知情的老人们众口一辞说戴村长是好人，是热心为村民服务的好村长，对他当年不幸被害深感痛心。知情的老人们还告诉调查组许多当年戴村长如何积极支持抗日、如何冒生命危险掩护八路军干部、以及主动献田支持土改、捐助学校减轻村民负担等方面的事迹。后吕村的村民是公正和重感情的，在摆脱阶级斗争观念束缚，敢于实事求是讲真话，老戴家勤劳致富本来就不是罪，过去以革命形式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以吃“大锅饭”的公社化来实现美好理想，结果碰壁回到原点。现在又要分田单干，又要鼓励勤劳致富。老戴家重新获得村民尊重，调查组成员也为之感动。
在否定原档案中不实政审材料之后，二舅戴建民终于在离休之前实现了自己长期的夙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过去的历史已经翻篇。老戴家的繁衍枝繁叶茂，后人散布各地。老戴家的根在后吕村，但后吕戴家老屋尚由自己人居住的院子，住的基本都是老人。老戴家的年经人很能干，忙于自己的事业，都在莱州市区购了房。这些继承老戴家艰苦创业传统的年经人，一定能为老戴家争取更大的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