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南京最后一搏：守不住的首都，和一场豪赌国运的西迁
1937年的深秋，上海的硝烟还没散干净，那股子烧焦味儿就顺着长江飘到了南京城下。当时在南京城里的人，甭管是高官还是百姓，心里都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谁都清楚，小鬼子的下一个目标，铁定就是这六朝古都。
国都的安危，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蒋介石心里头，比谁都急。实际上，把都城往内陆挪一挪这个念头，早就不是一天两天了。
早在五年前，也就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那会儿，日本人的军舰就跟逛自家后院一样，开到了南京门口的江面上，炮口黑洞洞地对着城里。那一次，可把国民政府吓得不轻。
蒋介石当机立断，连夜跟汪精卫、林森这帮大佬们商量，说这南京城是待不住了，得赶紧搬家。可搬去哪儿呢？武汉、西安、重庆，提了一大堆地方，最后急急忙忙拍板去了洛阳。老蒋自个儿在日记里都写，这决定要是出了岔子，锅肯定得他一个人背，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总比在南京城里等着当人家的阶下囚要强。
于是乎，国民政府一帮人马就浩浩荡荡地跑到了洛阳，在那儿办公了差不多十个月，洛阳也因此得了个“行都”的名号。说白了，那次迁都就是一次演习，一次应对未来更大危机的火灾演练。
演习归演习，真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选择就变得格外沉重。1937年淞沪会战一开打，四川省主席刘湘就上赶着表态，说欢迎中央迁都到四川来。可当时的最高国防会议上，大伙儿还端着架子，觉得首都不能轻易动，不然军心民心就散了。
嘴上说得硬气，可谁心里没杆秤呢？蒋介石自个儿琢磨着，政府可以先搬到武汉或者长沙，但指挥全国抗战的大本营，必须得放在更靠西的地方，比如洛阳或者西安。
直到8月底，战局越来越不乐观，老蒋才在日记里头，清清楚楚地写下了三个字：“重庆”。
说句大白话，为啥是重庆？这事儿还得从1935年说起。那一年，老蒋第一次正儿八经地跑到四川去考察。他不是去游山玩水的，而是带着战略眼光去相地的。
四川那地方，四面都是大山，自古就是易守难攻的宝地，简直就是个天然的军事要塞。老蒋坐着飞机在秦岭上空转悠的时候，估计心里就跟明镜似的，这地方，就是将来抗日的大后方，是咱们最后的家底。
他在一次演讲里说得更露骨，他说日本人就算把华北、把东三省都占了，搞出什么伪政府来，都不要紧，那都不是致命伤。只要四川这块根据地能稳住，长江上游在我们手里，国家就不会亡，就有复兴的希望。
从那以后，国民政府就开始有意识地经营四川，修路、建厂，把各种资源悄悄往那儿挪，这盘大棋，其实早就开始下了。
时间回到1937年10月底，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已经顶不住了，上海失守只是时间问题。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终于把迁都的计划彻底摊牌了。他说，把四川当成抗战基地，这事儿三年前就定了，今天只不过是把它变成现实罢了。
11月11号，上海沦陷。消息传来，南京城里最后一丝侥幸也破灭了。日军兵分两路，沿着太湖南北两岸包抄过来，目标直指南京。
第二天，蒋介石就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碰头，正式敲定了迁都重庆的事儿。他在日记里写得斩钉截铁：为了长期抵抗，为了不让敌人有搞什么“城下之盟”的幻想，必须迁都。
15号，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决议。第二天开始，南京城里的各个机关单位，就像开了闸的洪水，开始大规模地向西转移。林森主席当天晚上就带着随从，悄没声儿地登上了去上游的船。
11月20号，国民政府正式发表了《迁都重庆宣言》，昭告天下：咱们搬家不是逃跑，是为了更好地打鬼子，是为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话说得漂亮，可实际操作起来，那叫一个乱。你想想，成千上万的公务员，堆积如山的档案文件，还有各种机器设备，要在兵荒马乱、交通几近瘫痪的情况下，进行上千公里的长途跋涉，天上还有日本人的飞机时不时来扔两颗炸弹。那场面，简直就是一部现实版的灾难片。
下关码头上人山人海，轮船的汽笛声、人们的哭喊声、军官的呵斥声混成一团。无数珍贵的故宫文物，也是在这场大迁徙中，被先辈们用命护着，一路颠簸，才得以保全。尽管过程狼狈不堪，但最终，这次关乎国运的战略转移，总算是磕磕绊绊地完成了。
有意思的是，虽然名义上迁都重庆，但在武汉会战结束前的一段时间里，重庆更像是个象征。国民政府的大部分核心机构，其实都先落脚在了武汉，那里才是一度真正的抗战指挥中心。
政府机关和文职人员可以先走，但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他不能。南京城，是战是弃？这个问题，就像一把刀，悬在所有高级将领的头上。
当时，包括白崇禧、陈诚、何应钦在内的大部分将领，脑子都还清醒。他们认为南京三面被围，无险可守，就是个死地。硬守，纯粹是拿弟兄们的命去填，不如象征性地抵抗一下，就赶紧撤，保存有生力量。
偏偏这时候，有个叫唐生智的将军站了出来，拍着胸脯说，南京是首都，是总理陵寝所在地，国际上都看着呢，怎么能不战而退？他主张死守南京，与首都共存亡。
说起来，蒋介石用唐生智，也是有政治考量的。唐生智是湖南军阀出身，在军中自成一派，让他来守南京，能起到一个团结各方势力的表率作用。可这位将军的豪言壮语，在当时听着热血沸腾，事后看来，却给南京的军民带来了一场浩劫。
蒋介石心里头也矛盾得要死。他明知道南京守不住，可作为国家领袖，他不能第一个跑。他去拜谒中山陵，跟阵亡将士的墓碑告别，心里那叫一个五味杂陈，叹息着说，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了。
为了守南京，统帅部也制定了作战计划，甚至动用了号称“中国兴登堡防线”的国防工事。这条防线是请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指导修建的，从上海到南京一线，修了大量的钢筋水泥工事。可惜，从淞沪战场上败退下来的部队，早就被打散了建制，乱哄哄地一撤，根本没法有效利用这些工事，这条防线几乎成了摆设。
德国顾问法肯豪森本人也极力反对死守南京，他认为军事上这是毫无价值的牺牲。可惜，他的建议没能改变最终的决定。
12月初，日军已经完成了对南京的合围。蒋介石也从陵园官邸搬到了相对安全的清凉山。那几天，他还在痴痴地等着奇迹。他指望在布鲁塞尔开会的九国公约会议能制裁日本，指望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能有结果，甚至还对苏联出兵抱有一丝幻想。
然而，幻想一个个破灭。12月6号，所有希望都落空了。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走。
12月7日，天还没亮，蒋介石就起了床。凌晨五点三刻，他登上了自己的座驾“美龄号”专机。为了稳住城里守军的军心，他临走前还耍了个花招，特意留了两个班的卫兵守在下关码头的一艘小兵舰上，做出他还在南京的假象。
飞机腾空而起，蒋介石看着脚下越来越小的南京城，心里百感交集。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对百姓的愧疚，对军队表现的失望，以及那句被后人反复提及的话：“惟有抗战到底，此外并无其他办法。”
六天后，12月13日，南京城破。
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西迁，无疑是一次痛苦的断腕求生。它直接导致了南京防御战的仓促和混乱，最终酿成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是无法洗刷的伤痛。
可从另一个角度看，若非这次果断的迁都，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转移到西部内陆，利用广袤的战略纵深拖住日军。那么，中国抗战的火焰，很可能在1937年的那个冬天，就被长江口的寒风给吹灭了。这步棋，走得狼狈，走得惨烈，却为国家保存了最后一口元气，为“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战略，奠定了最关键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