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铸成）蒋介石的复杂人生
我采访蒋介石
1927年，我踏入新闻行业的门槛，于北京国闻通讯社担任记者一职，同时为天津《大公报》进行新闻采访。彼时，北京正处“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的统治之下，而南方则由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政权。直至1949年，蒋介石被迫撤退至台湾，我作为一名记者，见证了国民党从兴起到最终瓦解的全过程。
起初，我在涉足政治新闻报道领域时，主要奔波于太原、广州等城市，追踪有关反蒋势力的内部消息，却未曾踏足南京一步。在国民党的“三巨头”——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中，我与日后沦为汉奸的汪精卫有过三次交谈。至于蒋介石，我仅在采访的公开场合与他有过寥寥数面的接触。
初次相会是在1928年那一年。正值国民党革命军发起北伐，旨在“底定平津”。在此之前，日军为干扰北伐进程，蛮横地出兵占领了济南，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导致我方军民伤亡惨重，外交交涉员蔡公时亦不幸遇害。
蒋先生为“统一大业”的完成，首度携新婚不久的宋美龄夫人莅临，彼时北京已更名为“北平”。
他们的专车为绕过日军占领下的济南，从徐州转向陇海铁路，继而沿平汉铁路一路北上。
他们抵达北平的那日，我亦随记者队伍一同前往采访。彼时，西车站——即前门外平汉路车站——早已搭起了彩牌，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欢迎的人群中，不乏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北平政治分会主委张继等要员，自是不在话下。随着专车缓缓驶入站台，在一片欢呼声中，蒋介石携手新婚夫人走下车来，检阅了仪仗队，随后便离开站台，乘车直赴北京饭店。
昔日，蒋介石仍是一位风华正茂的总司令，面容蓄着短髯，身着军装，外套一袭传统的黑色披风，风度不凡。他与新婚的妻子，宛如一对神仙眷侣，相得益彰。
我在国闻社发布了条简短的新闻。然而，当时新闻界最为活跃的“时闻社”社长管翼贤（后沦为汉奸）却特意详细描绘了宋美龄所穿的旗袍款式和鞋子类型，甚至连他们所乘坐汽车的牌照号码也不惜公之于众。他甚至收买了北京饭店五楼的侍者，无论是蒋介石何时入睡，何时与夫人一同外出，还是何时有要人拜访，交谈了多久，这些细节都会被他一一记录下来，并按日由时闻社公之于众，形成了所谓的“蒋介石起居注”。
第三日，蒋先生于北京饭店举办了记者招待会，我有幸再次与他见面。他登场时显得情绪激昂，一开口便言辞激烈：“北平乃历经数代之古都，封建遗风依旧盛行，吾恳请新闻界同仁勿沉溺于陈规陋习。尤其是那些对女性评头论足的恶习，实乃极端恶劣，是对女性尊严的严重侮辱……”一番严正的指责之后，他并未详细阐述此次来访的具体安排，仅轻描淡写地提及，他将前往祭拜总理的灵柩，以此告慰总理在天之灵。面对蒋先生的严肃态度，记者们皆缄默不语，无人敢提问。这场招待会就此草草收场。
蒋公那次造访北平，其核心目的在于西山的谒灵之行，意图率同各集团军总司令及一众重要将领，共同瞻仰碧云寺内中山先生的灵柩（当时南京中山陵尚处于规划阶段），以此彰显北伐伟业已圆满完成。然而，一念之差，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念之私，不仅使得这场庄严的仪式几乎无法如期举行，更埋下了日后多年战乱祸端的种子。彼时北伐的先锋力量，实为冯玉祥将军所率领的第二集团军，而蒋公却力主压制冯氏，扶持阎锡山，严令第二集团军不得进入平津地区。河北、平、津等地几乎所有关键职位，都被阎系人物占据；唯有北平市长一职，才落入了冯系将领何其巩之手。冯玉祥心怀不忿，先是以养病为名，滞留在豫北的百泉，经过多次电报催促，又在保定下车，声称是为了祭扫祖先陵墓。因此，原本定下的谒灵日期一再推迟。直至最终确定举行的那日，蒋公、阎锡山、李宗仁等已各自动身前往西山，冯玉祥方才抵达车站，乘车急速赶来。
近期，我所指导的复旦大学研究生贺越明同志，从尘封的旧报中搜集了我过往撰写的通讯文章，编纂成《通讯选》一书。在其中的《碧云寺祭灵记》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蒋介石总司令率先拾级而上，身着崭新的武装，外披一袭黑色披风，神采焕发。紧随其后的是冯玉祥、阎锡山两位将军。阎锡山身着黄呢新军服，上将的三星勋章熠熠生辉，而冯玉祥则仍旧穿着土布棉军服，衣衫上沾满了尘土，面色略显苍白，掩不住病态。随后是李宗仁将军，洋溢着青年军人的气概。在他们之后，依次是白崇禧、方振武、贺耀祖、张荫梧、楚溪春等诸位将军。……祭堂内庄严肃穆，白烛高燃，香烟缭绕……”
在蒋氏离北平前夕的两天，我得知他将在次日清晨前往陆军大学（该学院乃北洋政府所设立），向全体师生发表演讲。于是，我提前半小时抵达西直门的陆军大学，拜访了校长黄慕松，并请求能够旁听演讲，得到了他的首肯。当日上午九时，蒋氏在黄校长的陪同下步入礼堂，全场师生起立致以敬意。蒋氏与前排的教官们逐一握手致意，黄校长也向我介绍了蒋氏，并与之握手。这是我一生中与他唯一一次握手的机会。此后，黄校长南下，受到了蒋氏的器重与重用。
蒋先生在言辞表达上略显笨拙，宁波口音浓重，几乎每句话都习惯性地重复“这个、这个”。他的演讲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现场仅有我一位记者在场，我详细记录了这一新闻事件以及蒋先生的演讲主旨，随后将稿件寄往天津的《大公报》，最终成为了一篇“独家报道”。
当时汉口公安局长兼总部总务处长陈希曾，是蒋介石的晚辈亲信（陈其美先生的侄子，亦即果夫、立夫的堂弟），他在现场指挥一切。不知为何，蒋介石突然对陈希曾发怒，松开宋美龄夫人的手，一脚踢向陈，并怒斥了一句“娘希匹”！我生平仅此一次听到他如此失态。
在汉口逗留的时日并不算久（不过三四个月便返回南昌），然而关于他的轶闻趣事却流传颇广。不妨举例一二：他鉴于鄂东战事的不顺，再次起用曾遭罢黜的徐庭瑶。在召见徐庭瑶时，后者呐呐自述指挥失误的原因。蒋介石不等他将话说完，便怒拍桌案，斥责他“强词夺理”！由于宁波口音的关系，徐庭瑶误将“强辩”听作“枪毙”，霎时面色如土，双腿颤抖。蒋介石察觉他的异状，立刻意识到误会，连忙改口说：“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任命你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好好努力！”徐庭瑶这才恍然大悟，欣然前往重新执掌军队。
我在1946年的春天最后一次与蒋总统相遇，那是在抗战胜利后他首次在上海公开露面之际。那日，在三马路市府（原公共租界工部局所在地）的豪华客厅里，一场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在进行。彼时，我担任《大公报》的总编辑。关于他在会上发表了哪些言论，以及记者们提出了哪些问题，我如今已经记忆模糊。但有一幕至今历历在目：《文汇报》的年轻记者唐海提出了一个问题：“当前全国正致力于团结建国，请问总统，张学良将军何时能够获释？”话音刚落，蒋总统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怒气冲冲。一旁的戴笠、唐纵等人也目光如炬，透露出凶狠的光芒。招待会因此草草结束。
“唐海并非共产党员，你们能否确保这一点？”当时，我还在协助严宝礼处理《文汇报》事务，直到次年3月，我才从《大公报》辞职，转而负责《文汇报》。
1947年5月，《文汇报》遭受封闭。次年春季，我毅然踏足香港，着手策划创办香港版的《文汇报》。1948年，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蒋介石随即宣布引退，退居幕后，南京政府也随之迅速崩溃。自此，我与蒋介石再无相见之机。
蒋介石：交易所到北伐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创立，可追溯至1918年，其由日本投资者所创办，命名为“上海取引所”。该交易所坐落于上海的三马路，主要从事证券与商品的交易活动，涉及投机行为，因而积累了丰厚的利润。
彼时，蒋介石刚从日本归来不久，囊中羞涩，与戴季陶一同在张静江府上充当清客。张静江乃南浔巨贾，于巴黎创办豆品公司，同时在浙江与上海从事丝绸、盐业的贸易。彼时，他与胞弟张澹如在上海设立“张源恒盐栈”等字号，专营批发业务。
1919年，戴季陶、蒋介石等目睹日商“取引所”成为谋取暴利的渊薮，遂向张氏兄弟提议效仿，着手创办。张氏兄弟随即联络上海商界知名人士虞洽卿等人，共同组建“协进会”，着手筹备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成立。经向北洋政府农商部申请备案，1920年，交易所顺利获得批准，并于同年七月正式开业。虞洽卿担任理事长一职，闻兰亭、盛丕华、周佩箴、张澹如等十七人担任理事。场内交易由经纪人负责操作，当时第五十四号经纪人为陈果夫，其雇主正是蒋介石；第四十五号经纪人为张秉三，他的雇主则是张静江兄弟。经纪人在场内交易时，需头戴白布帽子，帽上标注号码。所有这些规定，均参照日本“取引所”的惯例。在交易所开业前夕，还设立了“所员养成所”，邀请日本山田等担任教员，对经纪人和其他职员进行培训。
华商交易所，实质上仍是日本财团用以欺瞒和剥削我国民众的工具。虞洽卿、蒋介石等实则沦为买办，仅能分得些许残羹剩饭。该交易所的注册资本定为五百万元，分为十万股。开业初期，先征集到二万五千股。其中，日方出资八十七万五千元，占总资本的百分之七十；华方出资三十七万五千元，约占总股额的百分之三十。然而，在当时，虞洽卿、蒋介石等并未实际出资，他们仅是利用日方的股款向银行质押，从而筹集了十几万元，以此充当华方的股款（该款项归“协进社”所有）。
交易所的业务看似涵盖了所有证券与商品，实则买卖活动大多围绕该所股票（即“本所股”）展开。当时上海金融市场游资泛滥，资金大量涌入股票市场，交易所成为逐利的竞技场。自1920年7月至1921年中，"本所股"股价从每股三十多元一路攀升至一百二十元，日商大赚其利，而虞、蒋等人亦趁机大发横财。他们频繁买进卖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导致一些商人破产，甚至有商人因绝望而投黄浦江自尽，而他们却日日腰缠万贯。蒋介石和戴季陶在上海交易所的辉煌岁月正是在这短短一年多内，他们日日豪饮花酒，乘坐豪车，俨然一副富商的模样。
然而，风光无限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到了一九二二年春天，"本所股"的价格一度飙升至二百元以上，随即开始逐步下跌。蒋介石等人设立了一间“多头公司”，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收购，意图孤注一掷，甚至大量开出了空头支票，用以应付到期款项的缴纳。到了二月，交易所内部空虚的现状已无法再隐瞒，"本所股"的价格一落千丈，于是这个开业不到两年的交易所宣告破产。正如戏文中所言“方卿原是旧方卿”，曾一度权势显赫的蒋介石，又回到了初到上海的起点。
在交易所濒临破产之际，虞洽卿紧急联络日本股东，日方随后汇款一百万元，以资清算。蒋介石闻讯后，便纠集了一批同样破产的经纪人，招募了一百名打手，意图在交易所理事会会议期间制造混乱。虞洽卿听闻此事后，深知蒋介石背后有黄金荣的支持，不敢轻举妄动，遂请出当时法租界“大亨”之一的李征五进行调解。蒋介石提出条件，要求在清理完债务后，他将在上海消失，转赴广东“开码头”。经过一番来回协商，最终决定由虞洽卿支付六万元作为蒋介石赴粤的旅费。蒋介石拿到这笔钱后，便在东旅社租下一间房，召集那些同谋经纪人聚饮庆祝。众人意图分得赃款，却不料蒋介石在众人醉意朦胧之际，悄悄从后门溜走，乘坐轮船径直南下。直至1927年，他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重返上海。在他重返上海之前，老友阿德哥（虞洽卿）曾赶往九江迎接，代表外国势力赠予蒋介石一笔资金，作为其保护他们的报酬。这笔资金自然远超六万元，而是高达八千万元。而这八千万，不过是初次见面时的“薄礼”罢了。
蒋介石手段多端。
1928年七月，碧云寺举行了一次谒灵盛典（当时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安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后迁至南京中山陵），标志着国民党各派军阀“团结”的巅峰。彼时，我尚是一名资历尚浅的新闻记者，有幸亲历了这场盛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四位集团军总司令均莅临现场。谒灵仪式结束后，他们四人随即在北京小汤山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议题涉及东北问题与裁军议题。同年十二月，南京举办了首次编遣会议。自此，政治戏落幕，军事戏正式开场。1929年三月，蒋介石与桂系爆发了战争，五月，第一次蒋冯战争亦随之爆发。七月，唐生智、石友三发起了反蒋战争，十月，冯部宋哲元、石敬亭等人亦掀起了反蒋浪潮。紧接着，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汪精卫）等人在北平成立了扩大会议，引发了规模空前的蒋、冯、阎中原大战。1931年夏季，广州亦成立了反蒋的非常会议，直至当年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军阀间的大规模混战才暂时画上了句号。上述所列，仅是他们上演的几部重头戏，至于蒋介石导演、参与的小规模军事冲突，更是数不胜数。
蒋、冯、阎三方的冲突，根源在于蒋介石对异己势力的排斥，以及他采用的联甲倒乙的策略。这场冲突的导火索，便是南京召开的编遣会议。表面上，蒋介石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裁减军队，减轻国库负担，实则意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将他人的部队解散。当时，在部队的训练与实力方面，冯玉祥的部队堪称翘楚。在编遣会议上，冯玉祥提出了将第一、二集团军各编为十二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为八个师的方案。然而，蒋介石却暗示阎锡山提出另一方案，即各集团军均编为十一个师，并增设一个中央编遣区，同样编为十一个师。显而易见，此方案对蒋介石扩充实力最为有利，而对冯玉祥则极为不利。因此，冯玉祥以病为由离开了南京，编遣会议也因此而不了了之。
分裂的导火索之一，便是平津地区的地盘纷争。北伐军攻克平津，主要得益于冯玉祥的助力。蒋介石先前承诺，一旦平津得手，便将其交由冯玉祥管辖。然而，在一九二八年五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在石家庄会晤之后，突然改变初衷，决意将平津及河北省的地盘转交阎锡山，并宣布任命其为平津卫戍总司令，商震为河北省主席，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而冯玉祥的势力仅由何其巩出任北平市长一职。这两项决策，成为后续连年军阀混战的根本原因。
蒋之所以能抓住时机，登上“最高领袖”的宝座，并建立起他的帝国，关键在于他在交易所中练就的一套精湛的买空卖空、多头与空头操作的技巧，加之江浙财阀的鼎力支持，以及外部势力的暗中助力。
在国民党内部，他先是借助汪精卫之力，将胡汉民排挤出局，而到了1927年，他又转而利用胡汉民的力量，与汪精卫抗衡。“九一八”事变前后，他将胡汉民囚禁于汤山，却重新接纳了汪精卫，二人共同推行所谓的“安内攘外”策略，实则是对日本采取妥协的态度。在抗战期间，他纵容汪精卫投敌，与汪精卫共同出演“曲线救国”的戏码。他如此反复无常，犹如当年从事股票交易一般，时而卖出，时而大量买入，其“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在当时当地对他极为有利。
他治理军队，亦凭借此等手段。在北伐之际，其嫡系部队数量有限，且素质参差不齐，徒有其名。武汉的攻克，主要得益于叶挺指挥的铁军；而南昌、南京的陷落，亦主要依靠第四军与程潜所率的第六军之力。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自福建、浙江一路至上海，不过是“尾随”而已，并未真正经历一场激战。
在当时的军事将领中，实力上除阎锡山外，无人能出其右，然而在1928年至1930年的三年军阀混战期间，他们无一例外地被他击败过至少一次，实力持续下降，直至无人能独立与他抗衡。他的成功秘诀在于：首先，凭借掌控江浙地区，以“中央”名义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加上外国援助和江浙财阀的支持，利用这些资源实施对敌分化策略。
在1929年初，蒋桂战争爆发前夕，桂系势力已然十分雄厚。尤其是白崇禧在冀东大规模收编了张宗昌的残部，李宗仁在驱逐张发奎、唐生智，掌控武汉后，从两广、两湖直至河北省东部，实际上已掌控了大半个天下。加之冯玉祥因编遣问题与蒋介石反目，与桂系之间也达成了一定的默契——李宗仁曾派遣代表至河北辉县的百泉村拜访冯玉祥，双方约定共同反蒋。然而，在长江中下游的蒋桂军队开始接触之前，蒋介石派遣要员前往冯玉祥当时“养病”的华山，以谦卑的态度和丰厚的礼物，请求冯玉祥“拔刀相助”，并承诺在打败桂系之后，将两湖的地盘赐予冯玉祥。冯玉祥当时也意图“坐山观虎斗”，派遣韩复榘率领部队从河南南下，准备“接收”武汉。正当此时，蒋介石另走一步棋，收买了桂系的李明瑞部，使其内部倒戈，导致李宗仁、白崇禧遭受了挫败。
在首次蒋、冯的激烈冲突中，随着蒋介石攻破冯玉祥的内部防线，这场纷争终于落下帷幕。蒋介石集中全力，旨在争取与收买的关键人物，正是韩复榘与石友三。
韩、石二人皆随冯氏一路晋升，自士兵至军师长之位。彼时，韩已荣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石亦官至师长兼总指挥。冯氏平日治军严谨，中下级军官若有违纪，必遭军棍之罚。至于韩、石等位高权重者，面对冯氏，无不恭谨，不敢坐而论道。韩氏担任河南省主席后，曾在洛阳纳一女伶为妾，此事为冯氏所闻，遂遭一顿痛斥。石友三晋升军师长后，常瞒着冯氏，沉迷于牌局与花酒之中。总之，当时冯氏麾下高级将领中，颇有一批如同久受管束的顽童，一旦羽翼丰满，自西北之苦境踏入中原及平津等繁华都市，见识了花花世界，目睹了蒋介石军政人员的腐化生活，无不心生向往。其中有些人暗中效仿，如石友三者，一经沾染此等腐化风气，便无法自拔，沉迷于姬妾之乐，染上了吸食大烟的恶习。他们面对冯氏这位严父般的上司，宛如芒刺在背，时刻渴望摆脱他的掌控。
蒋介石在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麾下早已安插了密探与特务，他洞察冯部内部矛盾，便趁机施展拉拢与分化之策。1930年三月，冯玉祥派遣韩复榘率领十三万大军从河南直指湖北，意图与蒋介石部“夹击”桂系（实则冯玉祥期望蒋介石履行承诺，将武汉地盘划归己有）。当韩复榘的部队抵达广水时，桂系已因李明瑞的倒戈而土崩瓦解，并已占领武汉。蒋介石遂发电邀请韩复榘赴武汉会面。韩复榘抵达汉口后，蒋介石设下盛宴款待，宋美龄亲自招待，敬酒夹菜，令韩复榘陶醉其中。此时，蒋介石的亲信蒋伯诚从中斡旋，赠予韩复榘二百万元，并承诺今后每月提供六十万元的“协饷”。同时，蒋介石亦派人赠予石友三一百万元，承诺同样每月提供六十万元。如此一来，两人均被收买。至同年五月，冯玉祥高举“讨蒋救党”的旗帜，韩复榘随即率领部队从陕县向东进发，宣布接受蒋介石任命，担任西北军总指挥；石友三亦率部从南阳向东移动，脱离冯玉祥的指挥，接受蒋介石任命，担任第十三军军长。传闻当时冯玉祥正在华阴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商讨讨伐蒋介石的军事计划，他在会上仍自信满满地表示：“先前因我离开部队，张之江与鹿钟麟意见不合，导致不得不退出南口，大家吃了数年苦。这次的军事行动，我将亲自主持，不会再出现此类问题了。”正当他如此自信地发表言论之际，忽报韩复榘、石友三投向蒋介石，率部向东进发，冯玉祥顿时长叹一声，说道：“全盘计划都完了！”言罢，泪水如雨而下。
凭借在交易所磨砺出的精湛技艺，蒋介石擅长捕捉时机，精于挖掘对手的不足，更擅于运用挑拨、分化、收买等手段，从内部逐步削弱主要敌对势力。在他看来，若时机尚不成熟，即便面对深恶痛绝的敌人，也绝不轻举妄动；更妙的是，他往往能巧妙利用敌人的力量，反戈一击，对付其他敌人。尽管深知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对他持坚决反对态度，但他决心逐一将他们收服，以满足内心渴望。然而，他也深知自身力量有限，难以一举击败所有敌人，于是便巧妙地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争取部分敌人成为暂时的盟友，借助他们之力，逐一消灭当前的主要敌人。自1929年起，蒋介石便开始巧妙运用策略。他先利用冯玉祥击败了桂系，继而借助唐生智之力，击败了冯玉祥。冯玉祥兵败后，唐生智与石友三联合反蒋，蒋介石则收买阎锡山，共同夹击唐、石。在阎锡山最终不得不公开反蒋之前，蒋介石又利用冯部对阎的愤恨，挑起他们反阎的斗志。若非冯玉祥秘密从太原赶到潼关，说服部下，亲自主持讨蒋军事，蒋介石很可能又利用冯的部下将阎锡山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