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党情，汇报民意。
——忆贺龙遭受迫害
那些日日夜夜
薛明
贺龙同志已逝。
假若贺龙同志尚在，今春的三月二十二日，恰逢他八十三载寿辰。我常沉思默想，倘若他拥有强健之躯、乐观之心态，并享有完善的医疗保障，得以远离病痛之苦，或许我们今日便能共同庆祝他的生日。若他亲历了林彪的背叛与最终的覆灭，目睹了“四人帮”的罪恶行径及其终结，那么他内心的欣慰之情，不言自明。
若他得以加入新长征的行列，继续他的革命征途，那该是多么的欣慰！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切终究化为泡影。他遭受了林彪、“四人帮”等人的无情迫害，最终不幸离世。
自1971年11月起，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便委派专人至贵州，专程来寻访我。他托付我详尽记录贺龙同志在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期间的种种遭遇。总理曾明确指示：“在贺龙同志生命的最后时刻，只有你一人陪伴在他身边，他的一言一行，你必须如实记录，并及时上报党中央。”
贺龙元帅夫妇
总理的期望，承载着党赋予我的神圣使命。我不仅担负着记录的重任，更怀揣着坚定的决心，致力于达成这一目标。我深知，贺龙同志的哀痛与愤慨，并非仅我一人所感。作为他的战友、伴侣，以及共同遭受苦难的挚友，以及那场风雨飘摇事件的唯一目击者，我有义务将贺龙同志的生平真实地记录，并向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汇报。
痛苦的记忆如同幽灵般挥之不去，每当我回首，仿佛又重新体味那份刻骨的痛楚。执笔之际，那两年半的时光，八百七十二个日夜，犹如一幅画卷，历历在目；日复一日，事无巨细，无不令我痛彻心扉。
在回忆与记录的交织中，泪水时常模糊了我的视线，迫使我不禁搁笔片刻。于是，我缓缓沉淀思绪，一笔一划地记录，时而驻足，时而前行，断断续续地将那些难以忘怀的时光铭记于心。
一
1966年，风雨始。
九月十四日的午后，贺龙同志步履匆匆地回到了家中。我手中紧握着几份文件，向他走去，他却并未急于翻阅，而是悠然地坐在了沙发上，缓缓吐出烟雾。昔日那灿烂的笑容，似乎已被时光渐渐掩去。
“竟敢诬陷于我？”他声音停顿，唇角露出一丝嘲讽的笑意，“然而，那无端的指控，终究未能成真。”
“言尽于此吧。”他幽默地自嘲是贺龙同志的“铁杆粉丝”。九月十九日，毛主席再次向贺龙同志保证问题已妥善处理，无需过度担忧。十二月二十八日，在政治局的一次集会上，毛主席亲自与贺龙同志热情握手，特别安排他坐在自己身边。
然而，胸怀坦荡、心地纯朴的贺龙同志，又怎能料想到，在他与毛主席亲切交谈的当口，一股邪恶的暗流正悄然无声地向他涌动。
在岁末的次日，江青不邀而至，突然闯入清华大学，与我们的儿子鹏飞进行了一番交谈。她言辞锋利，宣称：“你父亲所犯的错误，实在令人无法原谅，我们掌握了相应的证据，我将对他采取行动！”她接着说：“你母亲也非善类！”不久之后，在一场接见群众的集会上，江青再次发声：“贺龙的问题，不容忽视，你们应当勇敢地站出来反对他！”在这股邪恶势力的煽动下，一场汹涌的恶浪席卷而来。
众多曾在各个历史时期与贺龙并肩作战的战友们，遭到了无端的批判。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被恶意诬陷为“贺龙的裴多菲俱乐部”，其名单四处张贴。街头的宣传车上，也高喊着“打倒贺龙”的口号。江青更是指使他人进行抄家，掠夺了大量机密文件，庭院中挤满了蜂拥而至的围攻人群。
“我难道对群众一无所知？群众难道不清楚我的立场？”我指出：“不过，您至少应当先向总理进行汇报。”贺龙同志表示同意：“那么我们就遵照总理的指示去办。”
“一纸留言，便是厨房师傅迅速响应的信号，即刻着手准备美食。”总理政务繁重，有时会让人将他的饮食送至我们的居所，如此我们便能在用餐时与贺龙同志畅谈。他对孩子们的到来总是充满关爱，时刻关心他们的生活近况。总理对我们一家的关怀细致入微，贺龙深受感动。他感慨万分，言道：“总理啊，您不仅培育了新一代的人才，更是对我们两代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学到老，改到老。
贺龙与周恩来
贺龙同志全神贯注地聆听着，特地叮嘱我要将总理的每一句话、每一字都详尽记录下来。他早已下定决心，亲自投身实践，打算在金秋时节向总理汇报自己的成果。然而，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聆听总理的教诲；而这番对话，竟然也成为了两位并肩作战四十年的战友之间的永别之声！
二
1967年1月19日凌晨三点，总理亲自委派专员，将我们两位秘密护送至京郊一处人迹罕至的山区。为确保我们的安全，总理特别指示实施严格的保密措施，并在行进途中更换了车辆，严禁携带任何无关工作人员。
贺龙、薛明在西山被软禁。
坐落于山间半腰的这个小巧院落，宁静而祥和，除了那位恪尽职守的战士，便是贺龙与我，共同守护着这份宁静。
数十载追随贺龙将军的脚步，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堪称世间难觅。那烽火连天的年代，他身先士卒，历尽沙场艰辛，从陕甘宁到冀中、晋西北，跋涉于黄河两岸，穿梭在敌人的阵线之中，继而又翻越秦岭巴山，挺进大西南。相聚的时间总是转瞬即逝，而离别则成为常态。
犹记1945年日本投降之际，国民党与我党为争夺胜利的果实而争执不下，贺龙同志率部前往丰镇、集宁，途径延安柳树店，那正是我家及儿子居住的地方。若非警卫员的及时提醒，他或许便一骑绝尘，独自离去。
那天，保姆怀抱儿子在路边静静地等待着，他站在卡车上，伸出双手与儿子紧紧一握，只留下“长大要当兵，仗打完再相见！”的叮咛，随即驾车离去。全国解放后，尤其是来到北京之后，贺龙同志肩负的国家与党的重任日益加重，他勤勉政务，投身于繁重的军政事务。平日里，他常常是清晨即行，夜晚方归，或是长时间外出开会、巡视。如今，我们得以日夜相守，但这份陪伴，却是在如此特殊的时局下。
迁居至此，融入这片新天地并非轻而易举。日复一日，贺龙同志要么在室内徘徊，要么倚靠窗棂陷入沉思。他的食欲明显减退，睡眠质量亦大不如前。有时，他突然心生感慨：“若能重返工作岗位，协助主席和总理分担些许事务，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我能够深切地感同身受他的心情。他那如同火焰般炽热的性情，历经无数次的激战与紧张的劳作，磨砺了半生。如今，他却突然离开了人群与工作岗位，独自居住在这片偏僻的山谷中。对他来说，这样的处境无疑是难以承受的。然而，每当忆起总理的教诲，他总能逐步平复内心的波澜。
他精心编排了日常的时间规划。每日，他都会按时聆听广播，潜心钻研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经典文献，同时专注于毛笔书法的练习。白天，他的日程既紧张又充实。夜晚，我们围坐在灯下，分享彼此的学习感悟。
他的《毛泽东选集》上满是个人独到的批注；那些字迹工整、墨色浓重的引文，堆叠成了一厚沓。这些他精心挑选的语句，那些在旧报纸上用严谨笔触书写的文字，无不流露出对毛主席的敬仰与深情。当我逐一整理、妥善保存这些珍贵的笔记时，他不禁好奇地问：“我的字迹平平无奇，这些有何保存的价值？”我回答：“它们将传给后代，成为我们家族的宝贵遗产！”这番话似乎让他非常高兴，他轻抚胡须，嘴角上扬，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将这些区域称作“独立王国”显然蕴含着指责之意。若有人意图对我采取行动，那就应当正大光明，何必借助他人之手？我毫无畏惧之感！
近期，提及对前辈干部的批判活动，他不禁感慨万分：“看吧，那些遭受批判的，哪一位不是我们党内精英？一番整治过后，却有不少优秀党员被逐出了党的行列！”
自二月伊始，他的思维活动日益频繁且深刻。他时而研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主席的著作，陷入沉思；时而于室内漫步，沉浸在无尽的思考之海中。一日，他突然将一摞纸张推至我面前，低声下达命令：“执笔。”
他怀着深深的痛惜之情，回顾了洪湖地区那段肃反运动的惨烈历史：从1931年至1933年，王明路线的拥护者执掌了湘鄂西分局的领导权，全面执行了一系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与政策。在此期间，党内及红军内部实施了过度的肃反扩大化，对革命战友展开了残酷的斗争和无情打压，甚至导致了各级党组织的分裂，给革命力量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这段历史的痛楚，深深刻在贺龙同志的心底，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时至今日，三十余载光阴已逝，每当他谈及此事，内心仍难以平复，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多少忠诚勇敢的同志啊，他们矢志不渝，勇猛善战，却无辜被诬陷为改组派，惨遭无情的杀害。那一片片染血的痕迹，无疑是对我们惨痛的警示！”他回忆起段德昌、王炳南等众多战友惨遭残害的场景。我见证了他双手的颤抖，眼眶中泛起了泪花。
提及那些在肃反运动中幸存，如今却再度面临批斗和迫害的老一辈革命者，他的话语中透露出愈发沉重的情绪：“将同志视为敌人，这种做法实为不妥！我们必须明确地指出，必须深刻吸取历史的惨痛教训！此刻，我心中充满忧虑，唯恐有人步历史后尘！”
历经一个多月的深思熟虑与回顾，三月七日，我终于完成了一份内容详实的报告，对洪湖地区肃反运动扩大化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在报告中，我细致梳理了那段历史的波澜壮阔，对王明路线的消极影响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对肃反运动扩大化以及取消党的领导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总结与阐述。
我协助他记录并整理报告文稿，那些充满深情的文字，让我再次目睹了这位革命老战士那颗对党无限忠诚的赤子之心。尽管他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他的心依然紧紧系在党的伟大事业上。
凭借无产阶级革命家锐利的政治洞察力，他敏锐地察觉到，在激昂的“革命”口号之下，正悄无声息地发生并迅速蔓延着类似当年王明式的“左”倾错误。在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大声疾呼，坚决不能让历史的悲剧再次上演！他立誓用自己的胸膛作为盾牌，捍卫党的纯洁，保护那些在历史错误中幸存下来的战友和同志！
在提醒众人须时刻保持警惕之际，党内潜伏的阶级敌人却在暗中进行着险恶的密谋。历史悲剧以一种崭新的形式、更庞大的规模重演，局势愈发紧张。林彪与“四人帮”宛如昔日的秦桧，在“风波亭”冤案上再加一笔，无中生有地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一些资深党员和贺龙的头上。叛国者林彪在会议上公然对贺龙同志进行诬陷，指责其为“大军阀”、“大土匪”和“三反分子”。
林彪的妻子叶群在总参会议上大肆散布“贺龙企图发动反革命兵变”的言论。二月二十二日，江青向周恩来总理施压，要求其表态将贺龙揪出，但遭到了总理的断然拒绝。江青仍旧不罢休，继续肆无忌惮地诬陷贺龙同志。各种罪名和荒诞的谣言接踵而至！时而声称查获“二月兵变”的计划和“班底”，甚至找到了所谓的“参谋长”；时而又传贺龙已搭乘飞机逃往苏联……株连范围不断扩散，迫害手段愈发残酷。
那些在洪湖肃反扩大化中幸存的老红军战士，那些在贺龙同志麾下工作的干部，那些为国家争光的运动健儿，甚至湘鄂西老根据地的群众，都因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受监禁与拷打之苦……
荒谬至极，竟至于此：正当这起冤案被精心编织之际，在那些被无限放大、令人心惊胆战的“二月兵变”传闻中，案件的主角贺龙同志，却独自一人置身于偏远山谷。他怀揣着澎湃的热血，以满腔的热情，为深爱的党组织倾注心力，撰写着那份至关重要的最后陈述。
三
三月七日，贺龙同志亲自将那份报告呈递至周总理手中，并转交给了毛主席。直至三月十一日，周总理特意派遣专人前来探望我们。来者不仅传达了总理对贺龙同志健康状况的深切关怀，更告知我们，总理持续关注着我们的子女，除了小女又明，其他孩子均已寻得，请我们安心。
然而，在炎炎夏日，林彪一伙却无视毛主席的教诲，绕过周总理的关照，暗中伸出黑手，加剧了对贺龙同志的迫害。他们先是假借有人企图揪斗贺龙同志，生怕暴露行踪，便示意不知情者拉下窗帘，遮挡阳光；紧接着，又将我们床铺上的被褥和枕头一扫而空。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们不得不裸露着睡在冰冷的床板上，用手臂充当枕头。饮食上也遭遇了百般刁难。我们分到的饭中砂石遍地，只得向炊事兵借来米粒，日夜不停地戴上老花眼镜筛选砂粒。
贺龙同志烟瘾难耐，我便用几角钱托战士购买了一包旱烟叶。他将纸条裁剪成合适的尺寸，卷入烟末，用铅笔细心捣实，再卷成烟卷，揣入上衣口袋。待到吸烟时，取出一支，撕去纸头，便悠然自得地抽了起来。后来，随着迫害的加剧，烟叶难以购置，我便将贺龙同志丢弃的烟蒂收集起来，重新卷制以供吸食。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所吸的依然是这些烟蒂卷成的烟。
在人生的坎坷旅途中，贺龙同志洞悉了林彪一伙的阴谋诡计。犹记得那日，我坐在昏黄的灯光下，正细心地缝补着他那件略显陈旧的棉衣。他语气凝重地告诫我：“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他们极有可能图谋将我们分裂。”
我瞬间感到震惊，迫不及待地表达：“怎么可以轻易放我们分离？你独自一人，没有人在旁照顾，这实在是不当。”
“务必做好万全的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出现的挑战。”他轻描淡写地一笑，“请安心，我会独自妥善照顾好自己。”
数日之后，一辆吉普车沿着曲折的山路缓缓前行，载我前往眼镜店。眼镜挑选完毕，我踏上了归途。一进门，我便惊喜地发现家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面被彻底清扫，烟灰缸也被清理得干干净净，竹竿上晾晒着一件刚洗净的衬衫。我轻轻抚摸着那件尚带着点点水分的衣物，心中涌起一股暖意——他仿佛通过这种方式在默默安慰我：“纵使相隔千里，我依旧能自立更生！”
尽管我们早已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然而，我们所遭遇的苦难竟然残酷得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对方竟然长达四十五日，几乎完全断绝了我们的水源供应，而他们的理由竟然仅仅是“水源匮乏”。
在当前水资源日益紧张的大背景下，我亲眼目睹了安保人员对水资源的浪费行为，而相比之下，我们却需极度节俭。在这酷暑难耐的夏日，我们每日仅能分配到一小壶清水。洗脸与漱口已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我努力克制着干渴，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唯一且微小的水源。那位年事已高、身患糖尿病的老人，理应享有最基本的水源保障。
在那段难忘的岁月里，每当日出东方，我从梦乡中苏醒，便迫不及待地奔向窗边，缓缓揭开窗帘，凝望着那广阔无边的苍穹。目睹几朵云彩在天际自在地飘拂，我的心中便涌起了无限的欢愉；若是细雨悄然而至，我便将水盆、脸盆，乃至水杯一一搬到门前，迫不及待地争相收集那宝贵的雨滴。
那日，天空中突然降下了一场倾盆大雨，转眼间，我们用以盛水的盆子便已水满溢出。在携手踏上台阶之际，他不幸失足，滑倒在地，“扑通”一声，腰部遭受了重创。剧痛使他自那日起，十八天来只能倚靠在椅子上，连排泄也成为了一种奢侈。无奈之下，我只能借助氧气筒的导管，含着肥皂水为他进行灌肠；肥皂水不仅灼伤了我的口腔粘膜，更让我身心俱疲。在这样的时刻，我只能在无人察觉的瞬间，偷偷地啜饮几口那冰凉的雨水。
为了增添他这难得的品茗雅趣，在我细致照料他养伤的数日间，我特地邀请了一位勇士，购得了一角钱的茶叶末。我手捧着茶叶，轻轻拈取几片，倒入他的茶缸，用心为他泡制了一杯香气四溢、滋味醇厚的茶水。
“这菜肴真是美味至极！”他拿起酒杯，轻轻品味了一口，沉浸在其中的滋味，不禁赞叹道：“尤为出色的是那缕茉莉的清幽香气，你也来尝尝吧，定会领略其中的美妙。”
我接过那支香烟，轻轻吸入一口。他紧接着说道：“先细细品味这第一口烟，随后再啜饮第二口，你会发现茶水的滋味愈发醇厚。请先慢慢享受这第一口烟的韵味，之后再尝试这杯茶。”
“耕耘汗水，滴答不停，怎能不感唇焦？难道仅以露水滋润喉咙？”
方才我方才领悟，他早已看穿了我在雨中饮茶的私密。在慌乱之中，我不得不接连喝了两口，然而泪水却无法自制，纷纷洒落，滴在茶缸的边缘。
“务必妥善解决他们的饮水问题！”在那次将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的壮丽战役中，后勤战士们确实将水送至八千多米的高山营地。然而，如今他急需水的滋养，却仅有那一丝，而林彪和“四人帮”却无情地剥夺了他。他们折磨这位比常人更需要水的糖尿病患者，明显是想恶化贺龙同志的病情。
“你的耳朵呀。”
"照照镜子吧！"
他的发丝飘扬，胡须浓密，如同夏日里的一抹清凉。在这个酷热的季节，我仍能将我的长发束成麻绳状，而他，又将如何打理自己？我拿起剪刀，开始为他精心修剪。我巧妙地缩短了他的长发，细致地修整了他的胡须，让他重现往日的英姿。——无论林彪如何对他施加残忍的折磨，贺龙都应坚守他独特的个性与风采！
修缮工程圆满结束，他轻轻摩挲着自身的发丝与胡须，心满意足地点头，嘴角勾起一抹微笑，戏谑地感慨：“这简直完美得无以复加，仿佛我就能受邀参加一场盛大的宴会。”
四
夏去秋来，叶金黄。
当第一缕金黄的微光在树梢间缓缓绽放，贺龙同志便不由自主地轻柔地揭起窗帘的一角，目光投向那遥远的彼岸。他全神贯注地凝视着通向北京的曲折公路，直至双手因长久紧握窗帘而感到麻痹，才带着几分忧郁转身离去。然而，不久之后，他似乎捕捉到了一阵细微的声响，于是再次缓缓走向窗前。
每当这样的画面在心头浮现，便不禁涌起一股酸楚。我至今仍清晰记得，年初与周总理依依惜别的时刻，总理曾深情地许下承诺：“待至金秋时节，我定会亲自前来迎接你的归来。”
“贺老总，目前煤炭供应显得尤为紧张。总理忧虑山区气候转寒在即，深怕您会因此着凉感冒。为此，他特意派遣我前来告知，已提前为您做好了供暖的部署。”总理的这一份细腻关怀，他始终铭记在心。然而，不久之后，那可憎的林彪与“四人帮”却无情地截断了总理与我们之间的联络。
枯黄的叶片在风中起舞，飘零的密度愈发浓重；树梢上，光秃的枝条显得格外醒目，因此他拉起窗帘远眺的频率逐渐上升，凝视的目光也日渐深邃。
在那静谧无声的深夜时分，他忽然发出一声惊叫：“瞧，车来了！”我即刻加快脚步，走到他身旁，专注地望去，却只见路灯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并无车辆的身影。然而，我没有戳破他的幻觉，而是与他一起凝望着那无尽的黑暗。
片刻之后，他终于辨识出那并非车辆灯光的闪烁。他陷入了一阵短暂的沉默，随后缓缓开口：“既然总理未曾派遣任何人前来，这或许意味着总理已经力不从心。”
贺龙同志，一位怀揣深情、英勇无畏的战士。他的气宇轩昂，足以令四野生畏，举止豪放，不拘于细枝末节，然而在这刚毅的外表之下，却蕴藏着一颗如火焰般炽热的心。这颗心，胸怀宽广，承载着他对亲朋好友的无限深情；其细腻之处，如同锐利的针尖，能洞察世间一切细微之处。如今，随着他与挚爱的人之间的距离渐行渐远，这份情感愈发醇厚，愈发深沉。
无论南昌起义的结果如何，我都会全力以赴！若不幸遭受失败，我将隐入山林！他将枪支与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革命，毅然决然地加入了由党直接领导的武装斗争。
自那时起，四十年的光阴似箭，周总理对他的关爱日益加深。如今，面对党内那些暗中策划的阴谋者如同冬夏交替般不断挑战，周总理再次挺身而出，保护他的安全。对于这样一位卓越的领导者、亲爱的战友，怎能不让人充满敬意与怀念之情？然而，我明显感受到，在这份深沉的怀念中，也夹杂着一丝忧虑。每当报纸送达，他总是迫不及待地翻看，一旦发现总理的消息缺席，他的心情便会沉重；直到看到总理活动的报道，他的眉头才会慢慢舒展。这样的情形，一直伴随着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莫非你有所遗忘？请给予回应！”他默默颔首，将毛主席的肖像紧紧紧贴心胸，用铅笔在纸张上沉着有力地书写下“毛泽东”三字。不久，他被紧急送往医院。遗憾的是，医生误以为他在假装生病，不仅未提供恰当的治疗，甚至对他施以残酷的对待。直至他的语言能力逐渐恢复，他毅然决然地不愿再留居医院。
一周之后，夜幕降临，四周静谧无声。在这份宁静之中，一辆吉普车将他送归家中。他低声向我述说了在医院期间的种种见闻。他的话语轻柔而低沉，透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忧虑。他提到，有一位负责看护他的战士曾在私下里向他透露，近期又有几名部队领导干部被指控涉嫌“反革命”，并遭到了公开的点名批评。
他深深吸了一口空气，感慨万分：“没想到竟会陷入反革命的漩涡。当前的形势似乎愈发严峻，他们似乎有意图削弱老一辈的领导力量。”随后，他满怀敬意地提及朱德总司令和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开国功臣，忧虑重重，若这些功勋卓著的老将受到打压，又当依靠谁？
他对邓小平同志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赞他“对党忠诚，政治坚定，处理事务果敢高效，过去的批判，我们这些同志实在难以与他完全脱离。”在谈论这些老一辈革命家时，他的情绪激动，时而用力拍打床板，高声呼喊，时而声音哽咽，久久不能平静。
那一晚，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久久未能沉入梦乡。
在这长达两年半的时光里，我与他的相守，无数个夜深人静时分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仍历历在目。他内心深处对同志、对战友的深情厚谊，犹如波涛汹涌，澎湃激荡。
不知自何时开始，他养成了细读名单的习惯。每当报纸上报道一场盛大的活动，他便戴上那副陈旧的老花眼镜，缓缓翻阅那份冗长的名单。每当他的视线掠过一张熟悉的面容，嘴角便不自觉地扬起一抹微笑。
若那些曾与他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不再名单之中，他便会不自觉地轻叹一声：“看，他们似乎又遭遇了不幸，恐怕是被拘禁了！”随即，他会回忆起那位战友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的往事。那时，他的眼中流露出些许迷茫，言语中透露出对往昔时光的深深怀念。而且，几乎在每次他都会补上一句：“这次，似乎又与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若我有幸重获自由，定会为他们说上几句好话！”
在喜迎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的欢庆时刻，他精神昂扬，深情满满地回溯着军队的光辉历史。他讲述南昌起义的英勇壮举，以及井冈山会师之际毛主席与朱老总的欢快握手；他提到了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以及解放战争波澜壮阔的画卷；他还讲述了抗美援朝的惊心动魄，以及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途。
他激情澎湃地说：“我们的军队是多么值得尊敬啊！若此次能平安无事，将来若有战事，我们这些老战士仍愿献出我们的力量！”紧接着，他语气坚定地宣称：“如此忠诚的军队，任何企图利用它进行阴谋的人，必将自食其果！”
他始终将国家建设与军队发展挂在心头，对那些地域和那些人，他怀揣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深情。在过去十余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湖海，穿梭于众多海防哨所，探访过连队的食堂、战士的宿舍，甚至运动员的训练场地。直至1966年三月，他依旧在偏远的“三线”山路上奔波不息。他深情地感慨：“若能重返那些地方，再次见到那些人，那将是何等的快乐啊！”
那晚，夜色深沉，雨滴轻轻敲打着窗户，他依旧保持着往日的关切，对我说道：“去叫哨兵到走廊里来，免得他们被这雨淋湿。”我弯腰站在窗边，向守卫的哨兵高声呼喊：“同志，请到走廊这边来，别让雨水淋到了……”当他得知战士们早已在走廊中耐心等候时，他连连点头，回应道：“好，来了，来了就好！”
谈及孩子们的成长，这个微妙的话题常常让人心生疑虑，却很少有人敢于公开讨论。贺龙同志对孩子的感情深沉而真挚。尽管他对孩子们的要求严格，批评也不留情面，但这一切都是出于对孩子深沉的爱。
我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孩子的关爱愈发深厚。自从我们与孩子们分离已超过一年，他的心中怎能不充满牵挂呢？作为母亲，我的思念和担忧不言而喻。我的孩子、我的女儿，以及那些曾在我们家中留下足迹的孩子们，他们现在究竟在何方？他们是否安然无恙？他们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尽管思念之情如同潮水般汹涌，我只能将它深藏心底，不敢在贺龙同志面前表露——他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内心已经承受了足够的痛苦，怎么能在他那已经伤痕累累的心上，再添上新的创痛呢？
终于，他撕下了我们内心深处那层脆弱的幕布。在那个压迫愈演愈烈的夜晚，他低声细语道：“不管草是长是短，一并连根拔除，他们的意图是将我们彻底根除。”我不禁心生好奇，便问：“又在沉思什么呢？”他轻叹一口气，带着些许愧疚地说：“孩子们，恐怕我让你们陷入了更为棘手的境地！你们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比我和你都要严峻。”
贺龙、薛明及子女
话语一落，如同闸门豁然洞开，波涛汹涌的江水滚滚向前，永无止境。我们俩你来我往，畅所欲言。最终，是他给予了我心灵的慰藉。“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他们历经风雨，见证了世间百态。就让他们在磨砺中不断成长！”他深情地说道：“他们怀揣着希望，他们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
“此物我已无需，不妨赠予薛明。她体质较为虚弱，哺乳育儿时此物更显重要。”那时，布料稀缺，新生儿的衣物也只得与成人无异，只能穿着粗布衣。朱德总司令闻悉此景，便将自己贴身的衣物脱下，交由康克清同志为我孩子裁制更为舒适的衣物，并亲自送来。我们这些革命者，从不将子女视为私产。
即便身处逆境，与世隔绝，遭受诸多非议和磨难，我们最大的愿望，也只是得知他们的一丝消息。哪怕仅仅是一星半点。但这些消息，究竟又隐藏在何方？
贺龙与孩子
踏入厨房的那一刻，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案板角落那个半开的信封所吸引。信封上清晰地标着：“薛明妈妈亲启”几个字，这称呼勾起了我深深的亲切感和遥远的回忆。
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取信封，然后急匆匆地返回屋内。内心的激动难以掩饰，贺龙同志见状，好奇地投来目光，连珠炮似地询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说：“孩子来信了。”
“哎呀！”贺龙同志激动地感叹，“这书法究竟出自何人之手？”
确实，信笺的末尾并未署名，揭示不出此信究竟出自何人之手。我轻柔地撕开信封，映入眼帘的是小女儿那稚气未脱的笔迹。她在信中娓娓道来，一切均好，内心满溢着对父母的浓烈思念。
她更详细地分享了家中的情况：“哥哥和姐姐更改了姓氏和名字，在海上船舶上辛勤劳作，业绩显赫。即便遭遇八级狂风，他们也能在船舱内保持镇定，丝毫不受晕船之苦。船上的船员们对他们的关怀与爱护细致入微……”
“幺女来信了！”
本封简短信件中，我们重温了那段长达两年半的时光，孩子们仅寄回的一封家书，这封信也是贺龙同志在世时收到的最后一封。自那以后，或许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他可能会突然想起：“我的幺女的书信在何处？快，把幺女的信读给我听！”
若孩子们的每一步都如同小女儿所描绘的那般“纯洁”，那无疑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景象。我们满怀期待，愿他们能享有普通而美满的生活。然而，身为贺龙的子女，他们却不得不面对林彪、“四人帮”等源自封建及法西斯思想的极端力量，企图将我国民众彻底剿灭。
在这样的压力下，他们又怎会坐视孩子们的生活一帆风顺？他们毫无根据地构陷和散播谣言，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追捕。在鹏飞和晓明的帮助下，小女儿被秘密安置在一位老同志家中，两人夜以继日地逃离了北京，易容改装，隐姓埋名，在津沪的货船上辛勤劳作。经过周总理亲自过问，他们最终得以找回，重返校园。
1967年十月，鹏飞不幸身患重症，却因诸多变故，延误了救治的最佳时机。幸得陈毅同志仗义直言，鹏飞才得以紧急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
然而，病愈不久，新一轮的迫害又接踵而至。那位篡夺公检法大权之人，以“企图外逃”的罪名，将鹏飞、又明以及其他众多老同志的子女一同送入“少年管教所”，他们被迫承受了长达半年之久的监禁与审讯之苦。又明获释后，与几位老同志的子女一同前往陕北投身插队生活。
然而，不幸的是，在一个宁静的深夜，一伙暴徒如同野兽般闯入她们的居所，猛地扑灭油灯，随后拳打脚踢、棍棒齐下，孩子们被打得遍体鳞伤，又明的髋骨也遭受了严重的损伤。
这一切，是我事后方才知晓的（幸而贺龙同志生前未曾听闻此事）。然而，在那个时代，这位素来未曾向子女寄送过书信的贺龙同志，却亲自提笔，向孩子们寄去了满含深情的信件。在这些信件中，贺龙同志鼓舞子女们勇敢地面对革命的艰难险阻，无论遭遇何种困境，都要坚定不移地追随党的步伐，跟随毛主席投身革命事业！
自然，贺龙同志亲笔所书的信件，孩子们至今未曾有幸一封得见。这些信件似乎已被命运注定，将永无可能落入孩子们的手中。
五
在贺龙同志生命的最后两年半时光里，他的生平轨迹仍旧保持着一贯的轨迹。他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深厚情感、对同志们的真挚关怀，以及他对阶级敌人的深恶痛绝和满腔怒火，这些情感始终如一，交织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情感画卷。
尽管林彪与“四人帮”编造了诸多荒谬绝伦的谣言，他们内心却满溢着恐惧，始终不敢在贺龙同志面前肆意诋毁。直至1967年年底，我在厨房的台阶上偶然捡到一张绿色纸片，那似乎是一张油印的传单，上面赫然印着“贺龙篡军反党”等字眼。贺龙同志瞥了一眼，只是淡淡一笑，便轻描淡写地说道：
他们齐声高喊“打倒贺龙”，而我却丝毫没有自我否定的念头。我内心正直，信念坚定，将继续全力以赴，为党的伟大事业不懈奋斗！
1933年，国民政府派遣熊贡卿赴湘鄂西进行外交使命，与贺龙展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此次会晤的参与者阵容包括：熊贡卿与贺龙。双方在会谈结束后，共同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协议。
贺龙同志愤慨地将信函狠狠地摔在桌案上，声音与表情俱显愤怒，严厉地斥责道：
“岂有此理！竟敢将无辜之人尽数推入枪林弹雨之中！这无疑是诬陷，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陷害！何其无耻之辈！”
贺龙同志在历史长河中曾遭受投敌叛变的嫌疑之扰，时至今日，此类疑云似乎亦未能完全消散。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现实与历史进行深入细致的综合探究，并付诸实际行动。那些心怀叵测的阴谋者，竟敢妄图篡改贺龙同志的历史功绩，企图将他自神坛之上拉下。
“若命我执笔于纸上，仅需书写‘冤枉’二字；即便直面枪口，我亦必高呼‘冤屈’！”他内心怒火燃烧，香烟一根接一根地吞吐，但言语却日渐稀疏，仅在室内来回徘徊。他的神情与姿态，仿佛一头受伤的雄狮，令我观之不禁心生怜悯。夜幕低垂之时，他忽然开口，却未提及信中之事，而是回忆起往昔。他讲述了1916年春天，他如何手持双刀，攻克芭茅溪盐税局，创立了最初的救济贫弱团队。
大革命受挫之后，他断然拒绝官场的诱惑，驱逐了敌对势力的说客，清除了队伍中的异己分子，守护了那些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和农会成员。此后，他坚决执行党的命令，参与了南昌起义。尽管起义最终失利，他却毅然卸下将军之靴，换上草鞋，与周逸群等战友携带数把枪支，穿越洪湖，袭击反动民团，缴获了大批武器。
他将枪械留在原地，助力建立了游击武装，随后返回桑植的故土，掀起了农民起义的风暴。在历经无数的考验和挫败后，他最终成功打造了红四军，并在湘鄂西地域开创了革命根据地。他倾诉了自己在生死较量中的经历，那段长征的艰难岁月；讲述了自己在王明路线的阴影下，即便遭受排挤和不信任，仍旧坚守正义，竭力减轻革命损失的故事；亦描绘了面对张国焘的分裂图谋，他如何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身旁，与之展开坚决的斗争。他也不吝提及自己的亲人。
姐姐贺民英（人称香姑）、妹妹贺五妹，在激烈的战斗中英勇献身，妹妹贺满姑也遭遇不幸，尸骨无存。在这场战争中，贺家百余人被阶级敌人残酷屠杀，敌人洗劫家园，焚烧房屋，挖掘祖坟……是的，数十载的浴血奋战，一生的戎马生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刻，他找到了党，紧随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步伐，未曾有过丝毫的动摇，未曾有过丝毫的懈怠。他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献给了党；他的生命已经与党紧密融合，任何力量都无法将他从党的怀抱中分离！
“在那个共产党最为困苦的时刻，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革命行列，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我都没有退缩过。”他轻轻摆动头部，语调中带着一丝沉郁，“但如今局势已变得如此严峻，我们党该如何应对？国家又该如何面对这一挑战？”
这一夜，贺龙同志辗转反侧，整夜未能安眠。翌日清晨，我在整理床铺时，发现枕巾已湿透了一大片。
贺龙同志对所谓的“问题”文件选择了忽视，不再将其放在心头。然而，他内心的忧虑却如影随形，常在深夜时分辗转反侧。近期，他多次向我倾诉忧虑，感叹：“党内竟有奸佞之徒！”他还提及了一桩旧事：1966年9月，他偶然与林彪相遇。林彪话语中透露着警告，暗示他“未来问题难以预测，务必牢记：要坚定立场，明确支持与反对。”我好奇地询问他如何回应，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支持与反对的对象，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我满怀崇敬之情凝视着贺龙同志那坚毅不屈的风貌。他早已洞悉了林彪一伙对他所施行的拉拢与打压的卑劣手段，然而他依旧坚守信念，宁可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也不愿向破碎的瓦砾低头屈服。
身为我党一位经验丰富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贺龙同志在广大军人和民众心中享有无上的尊崇。他始终坚定信念，无私无畏，恪守着坚定的原则，对邪恶势力深恶痛绝，正直不偏。正因这些宝贵的品质，使他成为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因此，敌人企图将贺龙同志置于死地。然而，即便身处险境，贺龙同志所担忧的并非个人安危，而是党的伟大事业！今日，我们所面临的已不再是个人命运的起伏，而是全党、全国正面临的危机，人民正遭受着深重的苦难。
这一切让他的心情变得纷乱。他多么希望能够挣脱束缚，将他的遭遇和所思所想告知党组织！尤其是在与周总理失去联系之后，这种愿望变得尤为迫切。“我愿意见见群众！我要向他们阐明实际情况！”他指示我为他准备一个布挎包，里面装满粮食、钱币和一些常用药品，挂在墙上，以便随时投身于群众之中。在收到小女儿的信件后，他也曾尝试与子女取得联系，希望通过他们向党组织传递情况和意见。然而，由于“监护”的严密，这些愿望最终化为泡影。
叶群，林彪的妻子，亦非等闲之辈。她进而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一名“顾问”，愤然斥责道：“此人诡计横生，恶迹斑斑。”
在“九大”召开之际，他细读公报，发现林彪、江青及其一众同谋赫然在列，心中不禁忧虑重重，连日来眉头紧锁，情绪低落。他愤慨地表示：“他们竟然将老干部全部驱逐，使得毛主席身边空无一人。这显然是企图进行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其心狠手辣，令人发指！”对于党和国家的前途，他的担忧愈发深重。
六
斗争日趋激烈。
林彪、四人帮的阴谋，不仅在政治上企图彻底铲除贺龙同志，更妄图将其肉体毁灭。我们的境遇愈发岌岌可危。我和贺龙同志共用的毛巾早已破烂不堪，仅存四个角落尚可使用。贺龙同志仅有的两套衣衫也已破旧得难以修复，即使勉强缝补，不久后仍会破裂。他的线袜经过反复的修补，已经满是破洞。
对于贺龙同志的朴素装扮，我们尚能理解，然而，饮食对他的健康构成威胁，这一点却是我们无法容忍的。尽管贺龙同志患有糖尿病，但这并非不治之症，关键在于合理膳食、药物控制和心态的平和。在过去的岁月里，得益于医生的悉心照料和我的细致护理，他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然而，林彪、“四人帮”却利用他的病情对他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搬到山下后，原本就糟糕的饮食状况变得更加恶劣。饭盒里的米饭常常不足，菜盒里往往只有清水煮的白菜、糠萝卜，有时甚至只有像老甘蔗皮一样的豆角。尽管主食不多，但糖尿病患者仍需摄入足够的蔬菜。没有蔬菜，生命堪忧。为了让他多吃蔬菜，我常常只夹菜盒，沾点咸水舔舔，不敢碰那少量的菜。贺龙同志发现后，拿起筷子划开，要求“各自负责”。我只能趁他不注意，偷偷调整“分界线”。但这种做法又能解决多少问题呢？副食的质量持续下降，甚至有一次送饭的人把饭菜全倒在了地上。
在医疗领域，遭受的迫害显得尤为残酷且无情。往昔，营部中有一位医生对贺龙同志倾注了无尽的关怀，在诊疗过程中也全力以赴。当贺龙同志腰部受伤时，这位医生想方设法寻来中草药为伤口治疗，甚至不时为我们采购所需物资。然而，随着迫害的加剧，这位医生被迫调离，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所谓的“医生”。
这位“医生”历经林彪死党的六次“政审”，可以说是经过了精心的挑选。上任后不久，他就开始在医药上大做文章。他运用各种手段，试图查抄贺龙同志的药品；一旦未能如愿，便公然以“组织决定”的名义，将贺龙同志所需的备用药品，包括检测血糖的试剂，全部没收。此后，医疗条件每况愈下，连日常所需的普通降糖药都难以保证。每次服用药物，他都要严密监视我们的吞咽动作。紧接着，他又在供暖问题上施展手段，在寒冷的冬季，以水管破裂为借口，擅自关闭了暖气。
贺龙同志历经磨难，身体每况愈下。我发现他常常难以久坐不动，阅读时便起身踱步；收听广播也难以持久，不久便自行关闭。这明显是病痛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一日，他听闻有人杀猪，不禁感叹：“真想尝尝猪耳朵。”但这愿想显然难以实现。
于是，他追忆起湘鄂西那段艰苦的战斗岁月。他感慨道：“家乡的糍粑真是美味至极！”然而，如今又怎能再尝到那味道呢？还有一次，他忽然提起两年前在总理府的居所往事，问我：“那时邓大姐会询问我们想吃什么，随即下令厨房准备，你那时候有什么特别想吃的东西吗？虽然现在只能空想，但回忆往昔也能带来心灵的慰藉。”
他显然正遭受着饥荒的煎熬。目睹他日渐消瘦的身影，我努力压抑住心中的哀伤，轻声关切：“你饿了吗？”
他苦笑：“你赢了。”
这种强烈的饥饿感源于副食品质量的低下和营养的严重不足，导致糖尿病病情失控。令人遗憾的是，那些自称为“医生”的人不仅未提供必要的检查与治疗，反而指导他摄入更多的糖分，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病情的恶化。
在饥饿与无药可医的双重煎熬中，忧虑如同阴霾般笼罩。我怎能坐视不理，任他忍受饥饿的折磨，又怎能让他误以为仅凭医生赐予的糖水就能驱散饥饿的痛苦？在这种局面下，我究竟该如何是好？
我轻柔地拭去眼角的泪滴，环顾四周，却苦寻不得适合他的佳肴。经过一番踌躇，我终究鼓起勇气，踏入厨房，取出一颗鲜翠欲滴的白菜，抓起一把细盐。将白菜轻轻放入盆中，注入清澈的泉水。这盆精心腌制的菜肴为贺龙同志带来了欢欣，他迫不及待地奔至盆边，用小棍轻轻触碰，端详良久，继而细心嗅闻。两三天后，泡菜表面开始冒出气泡，散发出令人垂涎的酸香。看着他吃得津津有味，我的心中同样洋溢着喜悦。
随着市面上正规蔬菜的日渐稀少，我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野生蔬菜。我从自家的院落中采撷了些许茴香、苦菜以及马齿苋，经过一番细致的清洗与烫煮，这些野味佳肴再度出现在赞龙同志的餐桌上，为他的饮食增添了数道美味佳肴。
显而易见，这区区野菜根本无法满足贺龙同志日益增长的营养需求，更遑论治疗他的疾患。随着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脚部感染迟迟未能根除，病情亦愈发严重。身体日渐羸弱，行动越发艰难，连最基本的生活自理都显得力不从心。
贺龙与薛明
他们试图将我逼至崩溃的深渊，如同无形的刺客。然而，我决不让自己就此坠落！我立誓要活下去，与他们展开顽强的抗争！他语气坚定地宣告：“我的愿望并非过分，只愿毛主席能亲口确认：‘贺龙，是我党的忠实战士’。我坚信，党和人民的心中早已明了我的忠诚，毛主席终将为我发声！”
在那个漆黑一片的夜晚，即便服用了助眠的药物，我们仍旧难以入眠。我无奈地起身，再次向医生恳求安眠药。因身体极度虚弱，当我踏出房门的那一刻，眼前一黑，瞬间失去了意识，摔倒在了走廊上。
医生察觉到我的失踪，挣扎着站起身来寻找我，然而他的努力并未奏效，只能向他人求助。当他走到走廊的另一端时，又一次失去了平衡，重重地跌倒在地。经过漫长的等待，哨兵终于发现了我们的困境，将我们搀扶起来，送回了床上。
当夜幕降临，四周静谧无声之时，我突兀地从睡梦中惊跳而起，耳畔似乎还回荡着那轻柔的吟咏声。凝神望去，只见窗外那名哨兵正低声吟唱着一段美妙的旋律。
“洪湖水势汹涌澎湃，波涛翻滚不歇，那湖畔之地，便是我心中日夜思念的故乡……”
在这不同寻常的时刻，竟然还能听到如此动听的歌声？尽管贺龙同志曾遭遇重重困境，但民众对他的敬仰之情依旧不减。我忍不住起身，透过窗户好奇地询问：“同志，您是从哪里来的呢？”
哨兵轻声：“湖北……阳……”
贺龙同志似乎已静心聆听许久，此刻接过话茬，语气坚定地回应道：“的确如此，那便是沔阳。往昔，洪湖曾以新堤之名闻名，隶属于沔阳县。”话锋一转，他开始缓缓讲述洪湖的传奇故事，以及他故乡的革命民众。他深情地阐述，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引领者，他们是最公正的评判者。对于为人民谋福祉者，人民将永远铭记在心；而对于那些在人民面前犯下罪行的人，人民绝不会轻易宽恕！
他时常追忆起洪湖的美丽风光。然而，他未曾料到，那位朴实的年轻战士轻声吐露的三个字，竟成了他耳畔长久回荡的洪湖乡音的温馨；在夜幕低垂的山谷中，那歌声亦成为了他心中对洪湖的永恒回响。
七
贺龙同志的健康状况日渐恶化。尽管我竭尽所能地陪伴在他身旁，心中怀揣着希望与期盼，期待着他能够战胜病魔，但不幸的时刻依旧如期而至。
1969年6月8日的破晓时分，贺龙同志在聆听广播之际，突感腹部剧烈不适，连续三次剧烈呕吐，呼吸急促，整个人显得异常虚弱。我心中立刻警觉，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先前保健医生所提及的糖尿病酸中毒的症状。
内心的焦虑驱使我立即向医护人员汇报，迫切期望医生能迅速给予救治。然而，在漫长的等待中，始终未能等到医生的回复，唯有那位身份神秘的医生象征性地注射了一针“止吐针”，但这并未能有效遏制呕吐的持续。我多次催促，但他们以种种理由推脱，直至晚上8点钟，才有两位医生匆忙赶到。
我立刻向他们详细描述病情，并强烈要求立即进行抢救。然而，医生并未进行细致的检查，只是草率地为贺龙同志输注了葡萄糖和生理盐水，挂上输液瓶后便匆忙离去。原来，这次所谓的“救治”实际上是由屋外的专案人员直接操控的，他们仅仅是“请示”后才采取行动。
在日复一日的忙碌缝隙中，医生声嘶力竭地高呼：“患者已陷入昏迷。”然而，贺龙同志的意识依旧保持着清醒。在他们匆忙离去的瞬间，他轻声向我耳边低语：“务必小心，他们图谋加害于我。”
“的确，这话说得没错！”我心中略感释然。暗自思忖，检查的结果或许能证明使用葡萄糖的合理性。然而，随后我恍然大悟，他们当时所进行的检测，并非针对病人的血糖状况，而是试图查明病人是否擅自服用了有毒物质！那原本足以威胁病人生命的葡萄糖，竟在短短一夜之内，被注射了整整两千毫升。可恶的林彪、“四人帮”竟狂妄至此：他们公然意图陷害贺龙同志，却反而试图将“服毒”的罪名强加于贺龙同志身上！
翌日，正值严寒的六九清晨，晨光微弱地洒落，医院派出的医生抵达现场，准备将他送入病房。然而，贺龙同志却坚定地表示了拒绝，他言道：“我并未失去意识，坚信自己无需住院，那家医院也不是我适宜的居所。”尽管如此，他们仍旧坚持住院是组织的规定，不容有悖。
贺龙同志因卓越的组织纪律性而著称，在听闻“组织决定”的消息后，他选择了沉默，不再发表意见。随后，他转向我，问道：“若我必须入院治疗，你打算如何处置此事？”
凝视着医生们那毫无表情的容颜，他们选择了沉默不语。面对这样的情景，我言简意赅地陈述了自己的决心：“一旦获得出行许可，我将义无反顾地踏上征途；若不然，我将在室内静心等待。”
屋内瞬间陷入了混乱之中。有人迅速抬进了一副担架，众人齐心协力，小心翼翼地将贺龙同志扶至其上。在众人的困惑之中，我听到了有人大声呼喊：“快，摘下手表！”原来，贺龙同志因过度消瘦，手表已自行脱落。我立刻上前，轻柔地将手表往上推了推，同时握住了他那因消瘦而显得骨骼分明的手。他紧握着我的手，微微点头，双眼微微睁开，望了我一眼。
担架缓缓地被移出房门，随即被抬上了救护车。我紧跟其后，试图挤入车内，然而车辆已经扬起尘土，渐行渐远。直至车影在我视野中逐渐变得模糊不清，我才缓缓地转身返回屋内。就在那一刹那，我的大脑突然陷入了一片虚无，所有的记忆与思考都随之消散。我木然地坐着，目光空洞，身体僵硬，从上午九点直至下午两点多，我未曾有任何动作。
正午三点的钟声悠扬响起，随之而来的是房门的轻响。一位访客声称有急迫的事务，需由我陪同前往医院，以便核对一份至关重要的文件。换句话说，我即将再次与贺龙同志相聚。我迅速起身，轻盈地随他走出房门。
步入院门，我径直走进一间病房。一名专案人员即刻向我靠近，他的话语中带着一丝冷漠：“她已经走了。”
听闻悲讯，我亲爱的战友贺龙，那个与我同甘共苦、充满生机与乐观精神的贺龙，竟突然离世？然而，仅六小时前，他还与我畅谈甚欢啊！
那人口中带着一股狠厉之色，冷冷地说道：“即便他已命丧黄泉，他的反革命行径依旧未曾停歇。”
这段话让我深思：贺龙同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未曾向敌人屈服！我不禁陷入沉思：那位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贺龙同志，那位即便面对巨额赏金也不动摇的贺龙同志，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离我们而去？
有人将我搀扶至椅上，一位身着洁白衣衫的医生向我详尽地描述了贺龙同志住院接受检查的经过。我那时尚在半昏迷状态，难以完整地领会他的话语，但那叙述的画面却依旧历历在目：血糖值竟高达1700，而到了下午三点零九分，他不幸与我们永别。三点零九分，这个时间点，意味着自我们告别的那一刻起，直至生命的终点，仅相隔了短短六小时零九分钟。“1700”，这个数字，是他以往最高血糖值的数十倍之巨。
于数字的深层奥秘中，我逐渐醒来。这段长达六小时的宁静让我深感内疚。在与他的相处中，无论面对何种挑战，我们始终并肩作战。然而，为何在如此重要的关头，我却未能站在他的身边？这六小时的空白让我困惑不已。贺龙同志长期受糖尿病之苦，六小时前他依旧神采奕奕，身处设施完备、救援设备齐全的医院，更有国内顶尖医疗团队悉心照料，却为何在短短六小时内离我们而去？
贺龙同志不幸身陷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之中，他们毫无仁慈之心，反而对他这位无产阶级革命的老前辈，持续进行着残酷的打压和迫害。
在我沉思的时刻，儿女们悄无声息地走近我身旁。自上次离别以来，已逾两年时光，母女俩终于得以再次相见。然而，当我真正与他们团聚的那一刻，我震惊地发现，他们身边已不再有父亲的身影相伴。
在两个孩子的搀扶与引领下，我艰难地踏过了那段漫长的走廊，最终来到了贺龙同志的遗体旁边。
静谧之中，无哀乐悠扬，无花圈环绕，无党旗飘扬，亦无战友和同志环绕在侧，仅是一床素雅的床单，安详地覆盖在贺龙同志那雄伟的身躯之上。
啊！贺龙同志！
那峻峭的额头，记录了你内心无数次的深思熟虑，对党和国家的关键议题精谋深算。步入生命之末，你的思绪是否再次漫游于天际？而今，你的智慧又聚焦于何处？
浓密的墨眉紧皱，仿佛曾经经历过无数争斗。眼角尚挂着未干的泪痕，难道你又一次遭遇了困境，内心的愤怒与不满愈发浓烈？
笑意轻扬于唇角。这双唇昔时曾下达无数战斗号令，回荡着无尽的欢声笑语！在决战之际，你是否曾呼唤过你的战友和伙伴？你的心中低语了些什么？是否还有未完的话语，等待着倾诉？
你鬓角的胡须略显凌乱，衣衫也不过是随意披挂。我内心涌动着想要上前为你净面的冲动，打算为你整理唇边的杂乱胡须，再换上那双洁净的袜子……然而，他们却粗暴地将我和孩子强行带走！我，真的已经无力再为你分担忧愁与重担……
贺龙同志的遗体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了火化。在那次火化仪式当天，我们及孩子们均被禁止出席。更为严密的是，他们以“王玉”为代号，对贺龙同志的骨灰实施了周密的保管，并下达了严令，要求执行任务的每一位人员严守秘密，确保万无一失，绝对做到守口如瓶。这些丧尽天良之徒，正是出于对人民群众不知晓贺龙同志逝世真相的恐惧。
八
我又重返那片熟悉的空间。屋内一片沉寂，空旷而寂寥。与贺龙同志相关的物品已被彻底清理，一扫而空，连他亲笔抄录的毛主席语录，也未能幸免，被无情地焚毁。此刻，这里仅存幺女亲笔书写的一封信，以及他抽剩的几支自卷烟蒂。
贺龙同志的离世并未使我遭受的迫害有所减缓。他们用厚重的木板严密封堵了窗户，阻断了阳光的洒落，日夜不停地用明亮的灯泡照耀，使我难以入眠。特别是当我被迫押解至贵州，接受监禁之后，我这个被称作“神秘老太婆”的重犯，所承受的苦难变得更加残酷。
“王树芬！”我环顾四周，两位正在等待就诊的患者也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但无人应声。就在这时，守卫走了过来，用力推了推我：“是在叫你啊！”
医生询问：“您能告诉我您的全名吗？”我带着苦笑回应：“很遗憾，我……实在想不起来了。”这一切的源头在于他们禁止我使用真名，而且频繁更换我的名字，但对此却从未有任何解释。
历经岁月的洗礼，艰辛自不必说。然而，每当面临绝境，贺龙同志那坚定不移、乐观向上的形象便在我心头浮现，他那铿锵有力的声音仿佛仍在我耳边回荡：“我们必须坚持下去！”的确，他承受了不公与屈辱，带着满腔悲愤离世，再也无法与敌人抗争。
我怎能背离他的遗愿，随他而去？绝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事业召唤着我，贺龙同志期待着我，我必须坚强地生存下去！终有一日，我将把贺龙同志所遭受的不公与迫害如实报告给党中央，告知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全体人民！
我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降临。就在林彪叛逃并不幸遇难，坠机身亡的短短两个月之后，周总理便迅速查明了我的行踪，并派专人前往贵州，将我安全接回北京。自那以后，我终于与阔别五年的孩子们团聚。
“务必予以平反！务必予以平反！平反势在必行！”同年，毛主席与邓小平同志会晤之际，亦郑重指出，务必为贺龙同志正名。邓小平同志随即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这一重要决定。直至1974年九月底，中共中央正式发布通告，恢复贺龙同志的名誉，并彻底驳斥了林彪一伙强加于贺龙同志的所有不实指控。在贺龙同志逝世六周年之际，中央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那日，记忆犹新——公元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即便疾病缠身，周总理依旧坚定地出席了骨灰安放仪式。起初，我未曾料到总理会亲临现场。然而，就在休息室门外，突然传来了他那熟悉而略显沙哑的声音：“薛明，薛明！”随着门扉缓缓开启，周总理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我急忙上前，紧紧地拥抱着他。总理轻轻地抚慰着我的肩膀，声音中带着颤抖与哀戚：“薛明，我终究未能保护好他啊！”话音未落，泪水如同泉涌，夺眶而出。
我凝视着总理那因疾病而略显憔悴的面容，内心被深深地触动，只能哽咽着说出：“总理，感谢您对我们一家的深情厚谊……”话未说完，我已经泣不成声。就在这时，晓明走了过来，关切地提醒道：“周伯伯，您一定要保重身体！”总理语气沉重地回答：“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话音刚落，休息室内的众人齐声痛哭，哀声四起。
“感受到了吗？听见了？”
党与人民对贺龙同志的缅怀之情，依然深沉且真挚。然而，林彪残余势力和“四人帮”并未停止对贺龙同志及我个人的迫害。江青的心腹干将迟群，竟然以派遣护士为名，对我实行了严密的监控，并在所开介绍信中明确指出，其任务是“看押重要女犯”。
迟群还恶毒地逼迫我交代与林彪妻子叶群的所谓“关系”，试图将我——一个首先揭露她并遭受她无情打压的人——诬陷为林彪的同党。在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不久之后，“四人帮”再度掀起波澜，散布谣言，将中央批准、叶副主席主持、周总理致悼词的庄严仪式，恶意诬蔑为“以死压生”的行径，是“右倾翻案风”的典型，企图将已经得到平反的贺龙同志的冤案再次翻案。
十月，春雷轰鸣，震撼着祖国辽阔的苍穹，激荡起亿万民众的豪情壮志。在华国锋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党中央恪守毛主席的伟大遗愿，承载着亿万民众的共同心声，坚决击败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党和人民的胜利，实属来之不易！一个崭新的历史篇章，由此缓缓拉开帷幕。
我再次立于贺龙像前。
历史这位公正无偏的审判者，已作出庄重的判决：林彪、“四人帮”一伙法西斯匪徒，已接受人民的审判，并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之柱上。
我对贺龙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您的付出并非徒劳。您与无数英勇的战友和同志的鲜血，照亮了民众的心灵，激起了深远的反思。党和人民正全力以赴，清算那条极端“左”倾的机会主义路线。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宰，人民决不允许历史悲剧再次上演。
我亟需向贺龙同志传达：我国党和人民正斗志昂扬，勇往直前，接连取得辉煌的胜利。当前，党的核心任务已聚焦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这一壮阔的号召正激励着亿万人民团结一心，精神振奋，共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不懈奋斗。你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遗志，正逐步转化为辉煌灿烂的现实。
安息，贺龙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