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初夏，赣江东岸细雨连绵。刘俊秀站在尚未合拢的围堤上，蓑衣早被汗水浸透。几个县里的工程队长递上最新水位记录，他挥手示意继续加固闸门。岸边村民议论：“老刘一天跑三十里，比年轻人还拼。”没人想到，两年后，这位省委书记会在南昌的便宴上，与周总理隔桌对饮，并为江西人赢下一场特殊的“战斗”。

赣鄱大地的水利，是刘俊秀挂在嘴上的第一要紧事。水网稠密，旱涝无常，若无成套工程，增产便成空谈。为了摸清底子，他不坐吉普，改骑小毛驴，用半个月绕遍修河与信江交汇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既有亩产数据，也有农户口述：“只要田里能蓄水，再穷的地也出粮。”这些原始材料，后来成了江西“三变”方案的骨架。

时间推回到1949年2月。东北雪还没化，刘俊秀接到南下命令，一身旧呢子大衣就赶到吉林市。陈正人简短交代任务：“武器带足，干部集中，目标江西。”列车进津浦线时，车厢里冻得结霜，他却拿粉笔在车壁写下三行字：调训、分配、支前。战友笑他死板，他答：“到南昌脚跟没站稳，这三件事一天不能丢。”

南昌解放后，军管会里油灯昏黄。刘俊秀被分派抓干部。人手短缺，他干脆把五十多名山区游击队骨干抽调，集中培训半月，再分赴各县。有人担心新干部不懂政务，他摇头：“先让老百姓看到共产党带来的公道，文件可以慢慢学。”

1952年底，他升任省委第二副书记，正式主管农村。会上他没铺大话，只问一句：“全省有多少亩红壤？”没人答得完整。第二天他自己下乡，揣把折尺测地。红壤酸性重，宜茶宜林，若直接种稻，产量上不去。刘俊秀提出“改造红壤”、新开千亩茶园的大胆计划。有人嫌冒进，他回一句老话：“种一亩可收百年，值。”

精耕细作之外，他最看重水利。1953年春，他沿赣江一路勘察，指在地图上画了五条自流灌渠。技术员提醒落差不足，他说：“先开样板，实地测一次再说。”三个月后样板渠完工，水面自高向低滑进稻田，稻苗青得发亮。乡亲们围在渠口喊：“这水救了我们的命！”那年江西平均亩产涨了一成多。

1956年，省委决定上马两座水电站。工期紧，设备缺。他亲自当总指挥，白天巡工地，夜里和设计院对图纸。有人见他熬红眼睛，劝他休息，他笑：“发电一天早，江西晚上就能亮一天电灯。”水电站并网那晚，南昌街头霓虹第一次整夜不熄，市民站在江边鼓掌，他却悄悄回到办公室，写下一行字：“电来粮丰。”

1961年4月，华东局联席会议前夕，多位大军区司令抵达南昌。夜里散步，话题自然落到军粮。有人苦笑：“定量一减再减，再打仗可咋整。”许世友扔下一句：“刀子快也得有干粮顶腰。”刘俊秀听完，仅回六个字：“江西不当逃兵。”此言一出，众人颔首。

不久他被毛主席约谈。主席开门见山：“蒋介石若来添乱，你们能不能保二百万人的口粮？”刘俊秀略一思索，答：“一年没问题。”主席拍案：“好，有底气！”

同年夏天，周总理南下调研。省委安排简易便宴，地点是八一起义旧址旁的小礼堂。开席前，总理先巡视闸口、榨油厂、农机站，问得极细：“今年早稻亩产几成？秋稻灌浆到哪一步？”刘俊秀一一作答，总理连声说“好”。

转入宴会，桌上只有家常菜：粉蒸肉、藜蒿炒腊肉、瓦罐汤。刘俊秀端杯起身：“总理，阔别三十四年，欢迎您回南昌。”周总理微笑举杯，却停在半空：“可以喝，不过我有个条件。”这话把全桌人吊起胃口。

刘俊秀心里打鼓，小声请教：“什么条件？”周总理放低声音，却清晰：“干一杯酒，江西再外调粮食一亿斤。三杯三亿，怎么样？”气氛瞬间凝住。江西当年虽增产，可余粮并不宽裕。刘俊秀眉头紧皱，旁边同志低声怂恿：“老刘，先喝了再说呗。”

周总理继续解释：“调查组比对过，各省口径，我看江西还能再挤一挤，并非难为你们。”短暂沉默后，刘俊秀端杯，语速放缓：“行，三杯三亿斤！”话落，他仰脖一饮而尽。周总理爽朗大笑，与他连干三杯，轻拍他肩膀：“刘俊秀，好样的！”餐厅外不远处，南昌夜色正浓，远处水电站的灯光映在赣江面上，闪闪发亮。

宴会结束，他连夜召集农业厅、水利厅、商业厅开碰头会。第一句话：“兄弟们，三杯酒换来三亿斤，签字生效！”随后一张调拨路线草图在桌面摊开：樟树、丰城、上饶、临川……粮食从各大仓库分批启运，再经水道铁道送往华东沿海防区。他强调避开主汛期，确保不霉不潮。有人担心过河船只不够，他当场拍板，从省里油料指标里硬挤，包下三十艘机帆船。

调粮工作持续近百天，累计外运三亿零一十万斤，未缺一两。前线来电致谢，他只回五个字：“子弟兵应得。”文件留档时，他批注：“粮草先行，兵者大事。”

1962年后，他照例奔走各地。许多外省干部好奇：“江西凭啥底气这么足？”归根结底还是那张水利网。刘俊秀常说：“没有水，就没有粮。”基层会上，他拍桌子讲小故事：某县旱田改双季，头年翻番，第二年却遇虫灾，幸而水利站及时放水，才守住亩产六百斤。故事朴实，却敲得参会干部直点头。

周总理对刘俊秀的印象，也因那三杯酒而加深。1967年春，总理把身处逆境的刘俊秀接到北京。谈话间，总理递上一支烟，笑问：“南昌的粉蒸肉还香不？”刘俊秀回答：“香，但北京的烟更提神。”一句玩笑化开了尴尬。10月1日，他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看人潮涌动，神色平静。

1968年6月，经周总理牵线，他向毛主席递交报告，请求回赣工作。批示很简短：“同意，去吧。”返回南昌后，他分管老干部。很多老同志反映看病难、用车难，他跑北京找余秋里，一口气要了百辆吉普。车到位那天，好些老干部泛泪：“老刘没忘老伙计。”

进入1970年代，江西突遇特大洪水。长江水位跳警戒线，九江岌岌可危。省防汛总指挥刘俊秀把雨衣一披，连夜赶赴圩堤。洪峰三次逼堤，他调电台指挥：“蓄泄并举，分段包干。”十几天苦战，江水退下，九江、南昌平安。群众自发送来锦旗，他摆手：“别把功劳写我名下，写全省军民。”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重心转向现代化。时年七十六岁的刘俊秀依旧早出晚归。他到吉安山区，蹲点研究林区承包；到乐平丘陵，调研旱地经济作物。一半干部劝他保重，他拍拍背心：“还顶得住。”1982年九月，他主动退居二线，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哪知走下台，他仍旧操心水电站扩建，又向省委递交“赣江梯级开发”建议。文件厚达万字，字句照旧犀利。

1985年8月8日，刘俊秀病逝南昌，终年八十一岁。讣告发布那日，南昌街头自发送花圈的，除党政机关外，还有许多普通农民。他们记得，是那个嗓音沙哑的老人，让稻穗一次次挺直腰杆，让江西有底气举杯对总理说：“三杯三亿斤！”

延伸：三杯酒后的账本

宴会结束第二天拂晓，南昌供销社院子灯火通明。粮调专班二十余人围着长桌算账，计算尺噼里啪啦。谁也不愿漏一石米。外调三亿斤，需要征集、运输、仓储环节全部跟进，任何环节掉链子都会前功尽弃。

赣东上饶地区是优质早稻产区，却苦于缺火车皮。专班把老旧窄轨线图重新翻出，决定改走“水陆联运”：先驳运信江，再由鹰潭装车北上。运输科小李拍胸脯：“江上木船多，再老也跑得动。”可船老，吨位小，单船最多装八千斤，往返耗时大。刘俊秀指着图纸提议：“把船编组，十条结成串，二十四小时不停靠。”事实证明可行，信江航道上，很快出现一列列船串，远看像浮在水面的长龙。

赣北修水山区难度更大，地势崎岖，无铁路，公路也是碎石。专班决议发动民工驮运，把粮食装成八十斤一袋，挑经山道汇集到河口再装船。有人担心劳力吃不消，刘俊秀请交通部门拨木制独轮车，并给挑夫加三斤定量补贴。山区群众自觉出力，他们说：“这是给子弟兵的干粮，挑破肩也要挑到江边。”短短二十天，修水就完成三千吨任务。

南昌周边仓储偏紧，省里腾出几处废旧兵营，临时改成敞口粮库。为了防潮，地面先铺竹排，再铺草帘。仓库见缝插针，最终硬是堆下四十万吨余粮。商业厅老会计在账本上写：“竹排一捆半毛钱，草帘两毛，省则省矣，保粮更要紧。”

运输途中，最棘手的是梅雨。入梅那日，江面翻起白浪。专班决定实行“雨讯联动”，沿途设八个临时观测点，每报一次雨情，就提前调度船只靠岸避风。一次也没翻船，军供部门后来赞叹：“江西的粮，比炮弹还准时。”

七月中旬，最后一批粮车驶入福建前线军需站，磅秤显示：三亿零一十万斤。交接单写好，电报飞回南昌：“任务完成。”刘俊秀在办公室听完汇报，只说一句：“告诉大家，谨慎验仓，不准抹零。”

这场调粮行动，堪称一场无硝烟的战斗。江西干部群众凭一股韧劲，把条条细流汇成汹涌大河。三杯酒并非简单游戏，而是考验组织、考验执行、考验情义。档案里那些数字如今看似平淡，却精准记录着一个省份的担当——担当起国家需要它担当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