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拍桌子的梁启超

1925年秋天，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的办公室里，气氛有些尴尬。

梁启超刚从欧洲游历归来，正在筹备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事。办公室桌上摊着一份名单，前三位导师已经定下：研究甲骨文的王国维、语言学家赵元任，还有他自己。现在就差第四位。

“陈寅恪？”曹云祥看着梁启超推荐的名字，皱起了眉头，“梁先生，这个人我没听说过。他有什么著作？”

“没有。”

“那他是哪个大学的博士？”

“也不是。”梁启超顿了顿，“他在国外留学十六年，但没考过任何学位。”

曹云祥愣住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刚成立，正要在学界打响名号，怎么能聘一个既无著作又无学位的人当导师?

“校长，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我所有的书加起来，不如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梁启超走到窗前，背对着曹云祥，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转过身，一只手撑在桌上。

曹云祥还想说什么，梁启超的声音又响起来：“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迟早会被外国大学请去的。到那时候，我们后悔都来不及。”

办公室里安静了很久。

最后，曹云祥在聘书上签字。

两个月后，一个穿长衫、戴厚眼镜的中年人出现在清华园里。他脚上是布鞋，腋下夹着个布包，里面塞满了书。

这个人就是陈寅恪，时年三十六岁。

他的简历很奇怪：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因支持戊戌变法被革职。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

13岁留学日本，后因足疾回国。1910年起游学德国、瑞士、法国、美国，先后在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哈佛大学求学。

十六年时间，他精通了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还有梵文、巴利文、藏文、蒙古文、满文、突厥文等十几种语言。

但没有一张毕业证书。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考博士，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这个回答在当时听起来很狂妄。

但很快，清华园里的人就发现，这个没有学位的教授，确实有狂妄的资本。

02最便宜的那道菜

开学第一天，陈寅恪走进教室，在黑板上写了副对联：

“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学生们先是一愣，然后有人反应过来——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溥仪的老师。这副对联的意思是说，你们既然是梁、王的学生，那就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也是溥仪的同学了。

教室里爆发出一阵笑声和掌声。

陈寅恪又说：“我讲课有‘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

一开始有学生不信，很快发现，这位陈先生确实每堂课都讲新东西。

他讲唐朝的礼制，能从葡萄酒的产地讲到波斯商人的迁徙路线。

他讲《长恨歌》，第一句不是讲杨贵妃有多美，而是考证她入宫时是不是处女——这看似无聊的问题，背后牵扯出整个唐代的婚礼制度。

他讲白居易的《琵琶行》，能考证出那个“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到底多少岁，是什么人种，在长安属于几流妓女。

他根据诗中“十三学得琵琶成”和“老大嫁作商人妇”，推算出琵琶女在元和十一年遇到白居易时，正好三十岁。

学生们听得目瞪口呆。

很快，陈寅恪的课就坐不下了。历史系的学生来听，中文系的学生也来听。后来连教授们都开始来旁听：朱自清、冯友兰、吴宓，一个都不落。

冯友兰是哲学大家，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每次上课前，他都会先到陈寅恪的办公室，恭恭敬敬地听陈先生讲一会儿话，然后才走进自己的教室。

有一次，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私下问陈寅恪：“你怎么懂这么多？”

陈寅恪想了想，说：“我在德国的时候，每天早上买最便宜的面包，然后就去图书馆，一坐就是一整天。”

吴宓后来才知道，陈寅恪留学十六年，几乎把所有钱都花在买书上。刚到美国时，他一口气买下整套《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同学们都觉得他疯了。在柏林求学时，生活非常清苦，每天只吃面包，把省下来的钱全部用来买书。

有一次，赵元任夫妇去看他，发现他午饭总是点炒腰花。后来在清华，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特意让厨子做腰花，陈寅恪却不吃了。

杨步伟很奇怪：“你在德国不是总吃腰花吗？”

陈寅恪笑了笑：“腰花在德国最便宜。”

杨步伟后来对人说：“那时候在德国的留学生，大多数玩得很乱，只有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个人，像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一动不动。”

清华园里，陈寅恪很快就有了个外号——活字典。无论什么问题，只要问他，总能得到答案。学生们发现自己的教授也来听陈寅恪的课，就尊称他为“太老师”。

历史学家郑天挺说：“陈寅恪是教授的教授。”

傅斯年说得更直白：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03对对子

1932年夏天，清华大学中文系招生。系主任刘文典请陈寅恪出考题。

陈寅恪定好次日去北戴河休养，匆匆拟了两道题：一篇作文《梦游清华园记》，另一道是对对子。

对子的上联只有三个字：“孙行者”。

考卷发下去，考场里鸦雀无声。半小时后，陆续有学生交了白卷。最后统计，一半以上的考生答不出来。

有人对“唐三藏”，有人对“猪八戒”，有人对“沙和尚”。陈寅恪看了看，都不及格。

只有一个叫周祖谟的考生，写了“胡适之”三个字。

陈寅恪看到这个答案，在卷子上批了个满分。

消息传出去，报纸上开始有文章批评清华“食古不化”，在白话文运动的时代还让学生对对子。

陈寅恪写了篇文章解释：这道题不是怪题，而是要考四样东西——第一，能否区分虚字和实字；第二，能否区分平仄声；第三，读书多少；第四，思想是否有条理。

“孙行者”三个字，“孙”是姓，“行”是虚字，“者”是实字。胡适之正好对应，而且声调平仄也对得工整。

这篇文章发表后，批评声很快就平息了。

04八千麻袋

1929年，有个收藏家叫李盛铎，手里有一批清宫档案。

这批档案原本存在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一共八千麻袋，重达十五万斤。1921年，一个旗人处长伙同几个人，把这批档案当废纸卖给了北京同懋增纸店，换了四千块银元。

幸亏收藏家罗振玉偶然发现了流入市面的档案，找到同懋增纸店。当时已经卖出去一千麻袋，其余的被运到定兴和唐山的纸厂，准备化成纸浆做“还魂钱”。

罗振玉倾家荡产，以一万三千元的高价把剩余档案买了回来。但他也无力整理，就转手卖给了李盛铎。

现在，李盛铎也维持不下去了，打算出手。

消息传到清华，陈寅恪找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这批档案不能丢，必须买下来。”

傅斯年问：有多少？

“八千麻袋，十五万斤。”

傅斯年倒吸一口凉气。

陈寅恪说：“里面有明清两朝的内阁档案，都是孤本。如果化成纸浆，中国历史研究至少倒退五十年。”

经过陈寅恪和胡适的共同努力，傅斯年向中研院院长蔡元培申请到了经费。陈寅恪又亲自出面，和李盛铎谈了好几次，讨价还价，终于把这批档案买了下来。

1929年8月，八千麻袋档案运到北平北海静心斋。陈寅恪和一批学者开始整理。其中两万五千公斤已经破烂不堪，需要一页一页地修补、分类、编目。

他们把整理好的档案汇编成《明清史料》，陆续出版。

那段时间，是陈寅恪一生中最舒心的日子。每天埋首于故纸堆中，钩沉索隐，考证史实。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扬名立万，而是为了保存中国的历史，让后人知道这个国家曾经发生过什么。

但好景不长。

05绝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这一年已经八十五岁。他曾是晚清“四公子”之一，诗文大家，戊戌变法时因为支持变法被革职。后来远离政治，专心写诗。

日军进入北平后，派人来拉拢陈三立。来人说，陈老先生德高望重，如果能出来做个什么职务，对大家都好。

陈三立把来人赶了出去。

第二天，他开始绝食。

家人劝他，他不听。第三天，第四天，仍然不吃不喝。第五天，陈三立躺在床上，已经说不出话来。

陈寅恪跪在床前。父亲用最后的力气，握了握他的手，然后闭上了眼睛。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陈寅恪病倒了。医生检查后说，他右眼视网膜剥离，必须马上做手术，而且术后要静养很长时间。

陈寅恪躺在床上，想起父亲绝食时的样子。他知道父亲是在用死明志——我宁可死，也不做亡国奴。

那我呢？如果我做了手术，在北平养病，日本人会放过我吗？如果他们再来拉拢，我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陈寅恪做了决定：不做手术，马上离开北平。

父亲的灵柩还没下葬，陈寅恪就带着妻子唐筼和三个女儿，连夜逃离了北平。

一路南下，颠沛流离。途中他们经过长沙、衡阳，火车时开时停，常常要躲空袭。行李丢了好几次，带出来的书籍手稿也毁了大半。等到了昆明，陈寅恪的右眼已经彻底看不见了。

他写了一首诗：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06茅草屋里的两本书

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条件极其艰苦。陈寅恪一家住在茅草屋里，屋顶漏雨，墙壁透风。晚上点的是菜油灯，光线昏暗。

但陈寅恪没有停止教学和研究。他每天备课，给学生讲唐史、讲隋唐制度。只是现在，他只能用左眼看书，而且必须把书举到眼前很近的地方才能勉强看清。

有一次导演贺孟斧听说陈寅恪要讲“元白诗证史”，第一课讲《长恨歌》，觉得一定很精彩，特意赶去听课。但听说第一课要讲杨贵妃是否以处女入宫，就打消了念头，觉得这个题目太无聊。

他不知道，陈寅恪是要通过这个问题，引出整个唐朝的婚礼制度。

陈寅恪的课，历史系教授郑天挺每课必到。郑天挺后来说：“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其授课多有学者、教授听讲。”

就连自视甚高的刘文典，也对陈寅恪佩服得五体投地。刘文典自称“全中国真正懂《庄子》的只有我和庄子”，但他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

每次昆明响起空袭警报，刘文典都跑得飞快，嘴里喊着：“我得替《庄子》跑，我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

但如果路上看到陈寅恪，他就会停下来，指挥学生：“快去保护国粹!陈先生要是出事了，五十年内不会再有这样的人！”

1944年12月，一个雾气阴冷的早晨。

陈寅恪醒来，睁开眼睛。眼前一片漆黑。

他又闭上眼，再睁开。还是黑的。

妻子唐筼进来，看到他呆呆地坐在床上，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看不见了。”陈寅恪说。

从那天起，陈寅恪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世界。他看不见妻子的脸，看不见女儿们长大，看不见昆明的天空，也看不见书上的字。

但他没有停下来。

他让助手给他读书，读完了他记在心里。然后自己在脑海中构思，口述出来，让助手记录。

就这样，在昆明那间茅草屋里，在汗流浃背、蚊虫叮咬的日日夜夜里，陈寅恪完全靠记忆，写出了两本书:《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这两本书后来成为隋唐史研究的经典。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去英国治疗眼疾。他抱着最后的希望，想恢复一点视力。但治疗无效，1946年10月，他回到清华，双目已经完全失明。

回到清华后，他给自己的书斋取了个名字：“不见为净之室”。

07一袋面粉

在去英国之前，陈寅恪曾经被困在香港。

那是1940年，他原本要去英国牛津大学任教，顺便治疗眼疾。牛津大学给他的聘书很郑重，这是该校三百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人为专职教授。

但欧洲战事爆发，航线中断，陈寅恪只能滞留香港。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

陈家的生活更加艰难。和内地的联系全部中断，汇款也收不到。唐筼在日记里写：“食粥不饱，卧床难起。”

有一天，门外来了几个日本宪兵

，扛着好几袋面粉。

“陈先生，这是皇军的一点心意，请收下。”

陈寅恪坐在椅子上，听到这话，慢慢站起来。他虽然看不见，但声音很清楚：“拿回去。”

“陈先生，您一家人都要吃饭......”

“拿回去！”

宪兵们面面相觑。他们把面粉搬进屋里，陈寅恪就让妻子帮忙，两个人一起把面粉拖出去。宪兵往里搬，陈寅恪往外拖。最后宪兵只好把面粉全部搬走。

那天晚上，陈家的晚饭还是稀粥。

三个女儿都饿着，但谁也没有说话。

唐筼握着陈寅恪的手，轻轻说：“我们不吃日本人的东西。”

陈寅恪点了点头。

日本人还派了伪港督来，拿出二十万军票，让陈寅恪办刊物。陈寅恪又拒绝了。

消息传回昆明，西南联大的师生们都很担心。刘文典逢人就说：“陈先生若出事，五十年内不再有此人！”

幸好傅斯年等人疾呼奔走，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打通各个环节，终于在1942年把陈寅恪一家救出香港。

08两个条件

1948年12月，北平被解放军重兵包围。

国民政府派出最后一架飞机，到北平“抢救”学界名流。名单上第一个就是北大校长胡适，第二个是陈寅恪。

飞机落地后，胡适劝陈寅恪：“跟我去台湾吧。”

陈寅恪没有说话。

第二天，他带着家人离开南京，去了广州。先是在岭南大学任教，后来院系调整，并入中山大学。

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郭沫若任院长。委员会下设三个研究所：上古史所长是郭沫若，近代史所长是范文澜，中古史所长——郭沫若想请陈寅恪。

陈寅恪的学生汪篯受委托，带着郭沫若和李四光的亲笔信，来到广州。

汪篯住进陈家，每天和老师聊天，劝他去北京。说这是多大的荣誉，多好的条件，国家多么重视。

陈寅恪听着，没有接话。

聊了好几天，汪篯觉得差不多了，就问：“老师，您看什么时候动身？”

陈寅恪说：“我有两个条件。第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汪篯愣了一下。

陈寅恪接着说：“第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个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汪篯咽了口唾沫：“老师，这个......”

“怎么？”陈寅恪的声音平静，“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该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汪篯说不出话来。

过了很久，陈寅恪站起来，声音突然变得严厉:"你不是我的学生!给我滚出去!"

汪篯走了。

几天后，陈寅恪气消了一些，又让人把汪篯叫回来。他对汪篯说：我不是不讲情面，但学术研究必须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如果没有这个，那不是真正的学术。我带的学生，都必须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你现在不这样想了，所以你不是我的学生。

汪篯低着头，没有说话。

陈寅恪又说：“你回去后，把我的话一字不差地转告给郭院长。”

汪篯回到北京，把话带到了。从此再没有人提让陈寅恪去北京的事。

陈寅恪留在广州，继续在中山大学教书。广东省委对他很照顾，专门给他配了三个半护士，工资也是一级教授的标准。

但他心里明白，这种日子不会长久。

09一个妓女的传记

1958年，陈寅恪不能教书了。

他被指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学校不让他上讲台。陈寅恪当即提出：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

然后他回到家里，关上门，开始写一本新书。

这本书的主人公叫柳如是，明末清初的名妓，秦淮八艳之首，后来嫁给了大学士钱谦益。

有人不理解：一个史学大师，为什么要给一个妓女写传记？

陈寅恪自己说得很清楚：柳如是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她和钱谦益一起资助抗清义士，支持郑成功，虽然最终失败，但气节不输任何人。

他要为她立传，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但很多人知道，陈寅恪其实是在写自己。他和钱谦益何其相似：都是饱读诗书的文人，都经历了朝代更替，都在新旧之间挣扎。

写这本书的时候，陈寅恪已经双目失明，行动也不方便。他每天口述，助手黄萱记录。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早到晚。

黄萱后来说：“陈先生以失明之身，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这本书叫《柳如是别传》，八十万字。从1954年开始写，到1964年才完稿，整整十年。

1962年，吴宓来看陈寅恪。两人是哈佛的老同学，几十年没见了。

吴宓看到陈寅恪的样子，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陈寅恪坐在椅子上，瘦得脱了形，两只眼睛空洞地望着前方。

陈寅恪对吴宓说：“我写这本书，是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同年，陈寅恪摔断了右腿股骨。从此只能卧床，每隔几小时要翻一次身。照顾他的护士朱佩贞，翻身技术很好，能让他感觉不到疼痛。

有一次，陈寅恪问朱佩贞：“什么是‘反动’？”

朱佩贞想了想，趁给他翻身的时候说：“你每次都问什么是‘反动’，这就是‘反动’。”

在粤语里，“反动”和“翻身”的“翻”字发音相同。

陈寅恪听了大笑：“那你这样做，就是‘反动’？”

朱佩贞说：“是我帮你‘反动’，而不是我反动。”

这成了陈寅恪生命中最后几年里难得的笑话。之后每次翻身，他和妻子、护士都要为此笑一场。

生活里可笑的事情，实在太少了。

10高音喇叭

1966年，夏天。

一张张大字报贴满了陈寅恪家的墙壁，从外墙贴到内墙，从客厅贴到卧室，最后贴到了床头。

陈寅恪的工资被冻结，存款也被冻结。助手黄萱被赶走了，三个护士也撤了。

历史系要开批斗大会，批斗陈寅恪。

但陈寅恪已经病得起不来床了，没法到会场去。

系里的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在会场中间放一把空椅子，当作陈寅恪，然后"缺席批斗"。

批斗会开始了。台上台下，口号声震天响。

突然，一个人站起来，走上台。

他叫刘节，是陈寅恪的学生，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

刘节说：“我愿意代替老师接受批斗。”

台下一片哗然。

批斗会继续进行，所有的批判都落在刘节身上。他站在台上，一动不动。

会后，有人问他：“你有什么感想？”

刘节抬起头，声音很平静：“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是我的光荣。”

话音刚落，又是一顿毒打。

刘节年龄比陈寅恪小，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他一直尊陈寅恪为师，逢年过节都会去拜访，甚至行跪拜礼，旁若无人。

有人暗示他批判老师以自保，他拒绝了。

11眼泪

1969年春节过后不久，陈寅恪一家被赶出了住了十几年的东南区一号楼。

那天，陈寅恪躺在一辆板车上，被人拉着，搬到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里。

路上有行人看到，都摇头叹息。

新住处的条件很差，墙壁开裂，屋顶漏雨。陈寅恪躺在床上，已经瘦得不成人形。他连流食都咽不下去了，每天只能喝一点水。

唐筼的心脏病也越来越重。但她每天还要参加家属学习班，不准请假。她走的时候，陈寅恪就一个人躺在床上，一整天都没人照顾。

1969年10月7日，凌晨五点半。

陈寅恪心力衰竭，肠梗阻，肠麻痹。

医生来抢救，已经没用了。

陈寅恪躺在床上，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眼角不停地流泪。

唐筼握着他的手，也没有说话。

陈寅恪走了，虚岁八十。

四十五天后，11月21日晚上八点，唐筼脑溢血、高血压、心脏病多种疾病并发，也去了。

两个人合葬在一起。后来，墓碑迁到庐山，上面刻着陈寅恪当年为王国维写的那句话: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