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上海“四人帮”的残余势力被彻底清除。

在上海，徐景贤和王秀珍出发去北京之前，虽然提醒大家“不要轻举妄动”，但王洪文的手下依旧没有停下准备骚乱的活动。

10月11日晚上，在东湖招待所，陈阿大跟一帮小兄弟说：“我就是不信他们（指“四人帮”）会反党，会改毛主席的指示。”“你们怕不怕，到时候谁也别当逃兵，更别当叛徒。”“怕死就别革命，革命就要不怕死。”

陈阿大在外头这样鼓动，12日凌晨1点多回到家，他对老婆说：“可能是中央出了问题，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可能被抓起来了，要准备应对，我也可能被抓。”然后问她怕不怕。

12日上午，当中央决定派工作组前往上海时，王洪文和他的小团队从公安局、新华社和外办那里得知：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了“毛的遗孀被捕”的消息，这证实了“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他们非常震惊，准备采取行动了。

下午，市工交组的陈阿大、市工会的叶昌明、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市轻工局的马振龙、上海后方基地的戴立清、市财贸组的黄金海、市机电局的王明龙和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人，在市工人文化宫五楼的会议室里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大家都显得非常激动。

从左到右依次是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和王秀珍

大家都很着急。有人问：“马、徐、王怎么还没回来？”又有人说：“他们啥时候能回来？”“他们的态度会不会变？”“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讨论了半天也没个结果。廖祖康说：“我们别乱成一团，光说不练可不行，有些事得有人去落实。”叶昌明说：“我们这些人一散，再聚可不容易。”

那时候，手机还没普及，连电话都很少见，有的单位可能就一两部电话。大家商量着说：“都通过值班室联系吧。”后来决定在上棉三十一厂设立一个秘密联络点，由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王明龙商量后，让戴立清负责值班室的工作。

晚上八点半，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施尚英，还有市委写作组的朱永嘉和王知常，市委组织组的王日初，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一群人挤进了康平路。刚一进门就乱哄哄的，有的捶胸顿足，有的大声嚷嚷。

马振龙一跃坐在沙发上，情绪激动地说道：“我从小要饭做工，是毛主席两次让我翻身，是‘文化大革命’让我重获新生。我豁出去也要干。”陈阿大脱下衣服，跟着附和。自称写作组头目的王知常平时就放荡不羁，这时更是得意忘形，借古讽今，大声吆喝。

施尚英下午去找了刚从南京回来的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李彬山说话吞吞吐吐，告诉施尚英有四个人被抓的消息，还说他的口袋里有一个记录本。对于在南京开会的情况，李彬山却含糊其辞，说要等马天水和周司令回来再传达。

李彬山和张宜爱去南京军区开会之前，和大家约好：如果一切正常，打电话时就说“要买的电视机赶紧买”；要是遇到严重问题，就改口说“要买的电视机现在不买了”。

但是因为南京军区领导警告过他们，他们在南京不敢打电话，回到上海后也不敢打电话，怕再参与那些非法活动。这帮人一个接一个地让四个市常委表态。

就在这个时候，马天水从北京打来了电话，大家都跑到了对面房间的电话机旁。接电话的常委冯国柱问：“你明天什么时候回来？”马天水一会儿说上午，一会儿说下午。因为他自己也不清楚。

冯国柱情绪激动地说，这根本没解决问题。大家现在都很焦急，社会上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一些同志情绪非常激动，局势难以掌控。马天水则回应，希望大家能冷静下来，别太激动。

冯国柱说道：“要我们一两个人冷静可以理解，但其他人我们就管不了了，他们都在我周围。”这时，王秀珍接过了马天水的电话，说道：“我们争取明天就回来，其他的事等我们回来再谈。”

冯国柱随后让市总工会的副主任叶昌明和王秀珍通了电话。王秀珍对叶昌明说：“听我的指挥，一切都等我们回来再说。”王秀珍是“工总司”的造反派头目，王洪文的小兄弟都听她的。

王知常分享了历次政变因错失良机而失败的教训。朱永嘉一改往日的温文尔雅，异常激动，说道：“毛主席去世不到一个月，他们就下毒手了，这是资本主义复辟。”“巴黎公社只坚持了九天，我们只要能坚持一两个星期就是胜利。”“我来起草《告全市人民书》和《告全国人民书》。”

他写了个便条：“民心可用，决一死战。”接着又说了许多激动人心的话，大致意思是：我没想到张、王、姚会落得如此下场。王洪文我不太了解，但张、姚我是很清楚的。我这里保存着他们给我们的所有文件，可以公之于众。我认为应该起义。我们要发布一份告人民书。挂上大标语，口号是“还我江青，还我张春桥，还我王洪文，还我姚文元”。如果要行动，我们就马上开始，首先让民兵进驻报社和电台，可以播放一些有针对性的语录，以及赫鲁晓夫是如何上台的材料。现在的情况就像赫鲁晓夫上台一样。他们害怕群众，害怕上海陷入瘫痪，只要坚持三五天，港口码头一瘫痪，就会在全世界造成影响。即使像巴黎公社那样的失败，也能用鲜血教育后代，等等。

这几句话，他在8日晚上已经跟徐景贤他们讲过了，现在又在重复。

陈阿大说：“反抗也完蛋，不反抗也完蛋，与其被逼到绝境，不如拼个鱼死网破，绝不会轻易投降。”还有人提议：“只需要两辆大卡车，就能控制机场；在航道上沉一艘船，就能解决问题。还有人提到控制煤炭、电力和粮食。”朱永嘉对四位老干部常委说：“早该在8号动手，现在已经错过了机会，如果今晚再不动手，明天就彻底没机会了。必须下定决心，今晚就要行动！要大干一场！要用市委的名义来做！需要你们四个人和我们一起行动！”

朱永嘉见大家都不说话，继续说道：“如果今晚不行动，等到他们回来，再想动手就难了。到时候，你们只能选两条路，要么唱首革命歌，让我佩服你们；要么唱首投降歌。但将来回想今晚，你们一定会后悔的。”朱永嘉逼着常委们表态。

冯国柱让黄涛发言。黄涛说：“肯定是政变了，新的领导人上台了，要跟他们对着干。”“邓小平上台后没做到的事情，他们现在做到了。”但要黄涛具体说说怎么办，他依然阴阳怪气，只是重复：“要做好准备，要做好准备。”

张敬标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说：“虽然我们和你们是一条心，但现在还不是行动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不能代表市委，缺乏代表性，也没有号召力，力量太小。现在有六个书记在北京，要行动也得等他们回来才行。”

在这段时间里，施尚英两次拨通了民兵指挥部负责人钟定栋的电话。第一次通话时，她要求钟定栋核实各单位的值班情况，以及枪支、弹药和战备人员的数量。第二次通话，她请求钟定栋制定一个关键目标的保护计划。

钟定栋找作战组制定了一个三道防线的计划。他们要控制一些重要的地方，比如徐家汇、静安寺、曹家渡、北站、南京路、大世界和隧道等7个关键点。还要控制通往江浙两省的安亭、浏河、金泽等6个重要通道。还要控制电台、车站、机场、市区的10座重要桥梁，以及市民兵小分队负责控制里弄等。还要让海洋渔业组织派2到3对渔轮加强吴淞口的巡逻。他们还定了作战指挥班子的名单，准备了弹药补给，并对密令暗号做了周密的布置。

钟定栋看过之后觉得不错，起了“坚一”、“正二”的标题。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制定出这么周全的计划，显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有人建议，在13日下午5点左右，利用上下班高峰期街上人多的时候采取行动。需要密切关注关键人物，计划抓捕一百名上海的老干部以及之前反对过“四人帮”的人士，再加上从北京来的由徐良图领导的八人小组。行动开始后，首先处决这108人。

13日上午10点左右，王洪文的小兄弟、市轻工局党委副书记马振龙召集各组室的新干部开了个会。他在会上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华国锋背叛了。现在上海去北京参加中央会议的几位领导，我们都联系不上了，情况很紧急。大家要做好一切准备，包括宣传、武器和物资，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要有立场。”会后，有些人按照马振龙的要求开始讨论、研究物资准备，并去各个仓库提取物资。

在10月12日和13日，马振龙在轻工业局里秘密策划了一场反革命暴乱。他不仅在局内安排了明岗暗哨，还在局外设立了两个秘密据点。他还调动了三个民兵营和两个连，这些部队都由轻工业局统一指挥。从军事准备、组织安排到物资保障，他都做了周密的筹备。

马振龙一次用了200只手电筒，10箱手电池，260只桅灯，1吨压缩饼干，20辆自行车，1大件火柴，7副汽车牌照，40只油桶，1吨汽油票，2吨纸张。他还亲自布置仓库，把早已准备好的6辆新汽车和5套广播器材都拿了出来。

三条河流蜿蜒曲折，穿过了这片广袤的土地，为这里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13日上午，经过王一平和徐良图的安排，曹大澄通过军用电话，向高层报告了上海计划在当天发动叛乱的情况。华国锋和叶剑英接到上海八人小组的报告后，立即行动。当天上午9点，他们派出专机，将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等人送回上海。最终，王洪文等人策划的武装叛乱计划未能得逞，被彻底挫败。

周纯麟在专机上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一、回上海后，马上通知市里的各大单位，告诉大家“四人帮”已经被隔离了；二、市委要按照中央的指示，逐级传达会议精神；三、各单位要正常工作，不允许任何人搞破坏；四、各级领导干部要听中央的话，一切要听中央的指挥。这四条，他们三人要亲自去各个单位传达。

上午10点左右，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周纯麟立即回家，把政委请来。政委说，南京军区已经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警备区部队也按照南京军区的指示进行了调整和部署。周纯麟紧张的心情才稍微放松了一些。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张敬标同坐在一辆车里，一路上谁也没说话。到了丁香花园后，马、徐、王传达了中央的通知精神。徐景贤拿出几张毛泽东给华国锋的亲笔批示复印件，给冯国柱、王少庸和张敬标看。

有人把毛泽东的批示往沙发前的茶几上一扔，拍着桌子说：我以为你们带回什么重要消息！结果却是这几张纸，上面又没有头尾的，谁拿到都可以用。徐景贤说：这是毛主席的手迹。有人说：谁知道是真是假，凭这几张纸就宣布人家反党了！说到昨天晚上造反派大闹的事情，他说：你们能说服他们吗？革命到现在，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结果成这个样子，培养一批青年干部不容易，他们革命热情非常高。

有的还边哭边抱怨……最后决定下午召开常委会，传达中央领导的会议精神。

13日下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锦江饭店14楼开了一个会议，讨论市委的事情。原定下午3点开会，但由于丁香花园会议上意见不统一，推迟到了下午4点。马天水先报告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情况。徐景贤接着补充了一些内容，讲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和指示，然后表态了。王秀珍也表示，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自己的认识有所改变。随后，会议室里乱成一团，有人放声大哭，有人叫嚷起来。

冯国柱表示：“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也可以提出疑问。如果要说明‘四人帮’有问题，得拿出强有力的证据，才能说服我，说服上海的工人和党员。既然1974年毛主席已经指出过‘四人帮’的问题，为什么在他生前没有解决？他去世才一个月，连冷清都还没过呢。你不会相信吧？还有文件可以证明。”黄涛接着说：“就凭这些能把‘四人帮’打倒吗？”周纯麟立刻反驳道：“不能这么说！”

冯国柱问：“既然他们是‘四人帮’，为什么毛主席还让春桥和文元写文章呢？如果是党内问题，为什么不通过党内程序解决，而是先抓人再收集证据？既然说是四个人的问题，为什么还要抓金祖敏这样的人？”周纯麟插话说：“中央已经明确，‘四人帮’就是‘四人帮’，上海是党的发源地，上海的同志应该听从中央的指示。如果你们不听从中央的指示，自己往圈子里钻，那是你们自己的责任！”

一说话，会场就像开了锅一样，有人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这么神气；还有人撸起袖子站起来要揍他，场面乱成一团。周纯麟一拍桌子说：“我不参加这个会了！出了事，一切后果由你们承担！”说完，在警卫的保护下离开了。再怎么哭、闹、喊、叫，也都没用了。

13日晚上8点，马天水在锦江饭店的小礼堂召集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公安局和市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开会。他继续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的主要精神。会议结束后，会场里议论纷纷。黄金海和王知常等顽固分子看到大势已去，才不得不收起武装叛乱的人员和物资。

四这个数字代表了什么意义，它可以是四季的四，也可以是四方的四，不同的场景下，它承载着不同的含义。

从10月7、8日开始，特别是在10日之后，关于“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就已经广泛流传开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在上海施行了残酷的统治，做了许多坏事，让人难以一一列举。

王洪文甚至说过：“现在上海就是我们的地盘。”他还说：“在上海找一百条狗都不容易，捉一万个、十万个反革命却容易得很。”许多无辜的人被诬为“反革命”、“叛徒”、“特务”、“走资派”等，蒙受了极大的冤屈。

举个例子，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警方为了查清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接触了江青30年代的一些历史。但是在“文革”期间，有1700多名干警被定为“敌我矛盾”抓起来，其中66人被整死或自杀。

在“四人帮”统治的上海，简直是人间地狱。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就像狂风暴雨一样，迅速席卷了学校、工厂、机关、街道和农村的各个地方。群众们欢呼“第二次解放”，大家兴奋地互相告知，笑得合不拢嘴。13日深夜，已经有市民在街道上刷出了标语：“打倒王洪文”、“打倒张春桥”、“打倒江青”、“打倒姚文元”等。

14日早上，很多公交车上都贴着这样的标语，跑在城市的各个交通线上，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市。14日，在延安中路200号，有区、县、团、局和大专院校的领导以及以上的干部参加了一个大会。大会传达了中央领导的重要精神。当宣布“四人帮”已被隔离时，几乎所有到会的同志都非常激动，有的人甚至忍不住喊出了口号：“打倒‘四人帮’！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只有少数人静静地坐着，没有说话。

傍晚时分，消息逐渐传开。一夜之间，批判“四人帮”的海报和漫画贴满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黄浦江两岸，南京路、淮海路、延安路等地人山人海，彩旗飘扬，锣鼓声震天响。愤怒的群众游行队伍逐渐包围了徐家汇和康平路上的市委机关大院。

交通大学的师生员工率先来到康平路，高喊着口号：砸烂反革命的窝点！揪出反革命的帮凶！清除四害，斩草除根！他们还逼迫徐景贤走出机关大院，接受师生们递上的抗议书，并要求他转告马天水和王秀珍，好好检举、坦白、交代！

各级干部积极传播这一消息，不仅在上海广泛传达，还主动将消息传播到其他地方。华国锋高兴地说道：“上海人民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很早，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怒就像火山爆发一样。这真是太好了！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我听了也非常高兴，这些工人真是好样的。我们应该向上海的工人阶级学习。”

秋天正是菊花金黄、螃蟹肥美的时候，有人把三只公蟹和一只母蟹绑在一起，在街上吆喝叫卖，这件事很快成了当时最热门的漫画素材。华国锋同志说：“我本来没想到老百姓会这么开心。看了上海的漫画，我心里也很高兴，人民群众里真是藏龙卧虎啊！”

中央工作团队进入上海，彻底清除“四人帮”残余势力的故事。

中央工作组到上海后，是公开的，而“四人帮”的余党则转入地下。在政权交替之际，各种势力都出来活动。有少数“文革”中反对王洪文的造反派头目号召大家到人民广场集会，想乘机拉帮结派，打出自己的旗帜。

国家决定派遣工作团队全面负责上海的党政事务。

1976年10月，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第六天（12日），华国锋在玉泉山5号楼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上海的情况。华国锋提到，上海市委的一些人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他们坚持站在“四人帮”的一边，与党中央对立，甚至想要发动武装叛乱；之前被“四人帮”压制的一派也在准备串联活动；上海的群众也开始自发行动，需要正确的引导，中央应该立即派人去接管上海，否则可能会出现大乱。

1977年，上海市委三位领导拍了张合影，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三书记彭冲、第一书记苏振华和第二书记倪志福。

后来，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上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委常委倪志福和中央候补委员、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彭冲带领一个工作组前往上海。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根据中央的安排，每天在玉泉山4号楼工作，研究文件并解决接管上海的主要问题，挑选工作组的主要成员。

10月20日上午10点20分，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了一场重要会议，讨论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的相关事宜。除了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三位领导外，还有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北京市委秘书长毛联珏、车文仪，以及海军的张寿华。此外，苏振华的秘书丑运洲、倪志福的秘书肖振帮和彭冲的秘书夏加林等十几人也参加了会议。

苏振华身穿整洁的海军蓝制服，一头银白色的短发，端端正正地坐着，手里拿着名单，逐一叫着名字。由于大家都不熟悉，苏振华要求被点到名字的人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各自介绍完了之后，苏振华说：“虽然‘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了，但是上海的党政大权还在他们的一些同伙手里。这些人正准备搞些小动作。所以，党中央决定立刻派一个强大的工作组去上海接管党政大权。这个工作组由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领导，大家都是工作组的成员。”

苏振华说：“这次去上海执行任务是在特殊情况下进行的，大家要做好吃苦耐劳、连续作战的准备。我们的行动方式和时间都会保密。会后请各位回家收拾好洗漱用品和换洗衣物，下午一点到南苑机场待命，具体出发时间将根据上海的情况由中央决定。”听到这里，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感到非常振奋和激动，觉得这次任务非常重要。

1976年，市委的主要领导苏振华（左六）、倪志福（左九）和彭冲（左八）与中央派来上海的工作组成员们一起合影留念。

下午一点，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严佑民、毛联珏、车文仪、张寿华、丑运洲、肖振帮、夏加林，以及苏振华的警卫参谋朱明章和小甄，加上301医院的医生张湘英和护士长周亚非，还有毛联珏带来的三位北京市委的同志，一共18个人准时到达了南苑机场。

大家坐在候机室里，脸上都显得很严肃。叶剑英说：“只要上海稳住了，全国也就安定了一大半。”四人帮在上海留下的那些人也不简单，工作组的成员们知道他们将面临一场艰难的斗争。

下午4时30分，中办通知：飞机4时46分起飞，预计晚上6时到达。海军上海基地已做好了迎接中央工作组的准备。飞机按时起飞，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上海市警卫处长康宁一和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守候在机场大楼。康宁一和李彬山在暗中观察，中央派来的是什么人？他们不敢登上飞机盘问。

忽然，一列海军的小车队快速驶进机场，整齐地停在专机旁边。海军上海基地的司令员杜彪和政委康庄带着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走下车来，登上飞机，向苏振华敬礼问候：“政委，我们来接你们了，迟了一步，对不起。”苏振华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招呼大家：“同志们，下飞机吧！”

三四个或四五个一伙人，挤在一辆车上。车队从机场出发，直奔海军上海基地。康宁一和李彬山拿着枪在后面跟着。他们认出是东海舰队的车，不敢动手。

后来，彭冲开玩笑说：“那会儿确实有点紧张刺激……但他们这么快就得到消息，抢先到机场对我们进行武装监视，说明他们的信息渠道很畅通，不能小看。”

上海的形势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可以控制住。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连夜了解情况后，立即通知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政委李宝奇以及空四军政委武占彪，让他们迅速赶到基地。同时，他们还电告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让他明早赶到上海，共同商讨稳定上海局势的问题。

吃饭的时候，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以及林乎加、严佑民等人抓紧时间，听海军上海基地的司令员杜彪和政委康庄汇报情况。

当时，苏、倪、彭正在打电话找人谈话，林乎加立刻联系了谷牧副总理派来提前到上海的徐良图，让他赶紧通知原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过来见面。林乎加和王一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同一个地区工作，早就认识了。林乎加向他们介绍了中央派来的中央工作组，传达了中央的精神，然后听取了徐良图和王一平关于当前上海情况的汇报。

严佑民带着人到了康平路147号和141号写作组，封锁了房间，并搜查了材料。20日，工作组入驻后，结束了上海写作班子的工作。这样，他们为揭批“四人帮”收集了大量的资料。

苏、倪、彭听完大家的报告后，得出了结论：

上海现在的局势总体上是好的。群众已经开始动员，纷纷走上街头游行，举行集会，张贴大字报和标语，表示坚决拥护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心在中央领导下，彻底打倒“四人帮”，揭露“四人帮”以及上海市委某些领导人的反革命罪行。目前，运动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市委领导已经瘫痪，主要领导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群众中已经失去了威信，没有人听他们的，丧失了领导运动、控制局势的能力。

连夜去找上海的马天水负责人，传达中央的精神。

为了提前预防问题，苏、倪、彭三人决定立刻去找马天水聊聊。

10月20日晚，马天水接到了一个情报，说当天晚上北京有一架专机来了，海军车队把它接走了。深夜，中办的通知来了：“中央已经派出了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同志组成的中央工作组，今晚会到达上海，他们会和你们联系。”21日凌晨3点，马天水接到了苏振华的电话，虽然他不愿意，但也没有办法，于是来到了海军基地。

马天水到了基地，见到了苏、倪、彭几位，苏振华立刻说道：“马天水同志，党中央考虑到上海的情况和你们的需求，为了稳定局面，更好地进行揭露批判‘四人帮’的斗争，决定派中央工作组来上海。这个工作组由我们三人负责，希望你能振奋精神，好好传达和贯彻中央的精神以及16号文件的内容。现在，请你讲讲从北京回来后，你们做了哪些事情，现在有什么想法。”

马天水显得很紧张，说话也不流畅：现在大家情绪都很激动，都在往市委那边涌，我们很难掌控这个局面，工作也很难开展。今天的批斗大会来了好几十万人，我们去参加了，但是不让我说话，弄得我们很被动。现在中央的工作组来了，事情就好办多了，我们会听从你们的指挥。

苏振华严肃地对马天水说：我们是来了解情况的工作组，市委的日常事务还是由你们来管，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以前，你们在“四人帮”的影响下陷入了困境，现在要振作起来，弥补过去的不足。上海出现的问题，责任仍然在你们身上！

倪志福和彭冲说：中央的方针和政策非常清楚，在北京你们也直接听到了，上海市委的工作还是要由你们来负责。

倪志福和彭冲表示，中央的方针和政策非常明确，在北京你们已经亲自听过了。作为上海市委的负责人，你们应该很清楚接下来该怎么做。谈话到此结束，时间已经是10月21日凌晨5点。

首先要准备好10月24日那场有百万参与者的大会。

他在丑运洲边做记录并整理，谈话结束后，已经写出了报告。他当场念了出来，核实、批准后，马上用保密电话向中办值班室汇报，然后报给中央。为了及时向中央报告上海的情况，他每天工作结束后都不休息，常常是连轴转。

林乎加、毛联珏、车文仪等几位同志安排其他人尽快赶到上海，中央工作组的成员也陆续抵达。10月21日上午，苏、倪、彭与从南京赶来的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副参谋长张挺会面，商讨工作并交换意见。

苏振华提醒说，鉴于上海“四人帮”的余党还有心怀不轨，准备再次行动，南京军区需继续加强警惕，特别是江苏和浙江一线的部队要保持高度警觉。请廖汉生通知上海警备区，那些参与叛乱阴谋的人要悬崖勒马，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将与武装叛乱有关的上海警备区人员立即调回南京。廖汉生当即决定，让张挺副参谋长留在上海，并抽调一些工作人员协助中央工作组，确保上海局势稳定。

就在苏振华和廖汉生谈话的时候，林乎加和严佑民找到了先期到达上海的同志，开了一个会。林乎加对上海市副市长陈锦华说，苏振华的意见是让他去上海市委的写作组，要在那儿深入揭露“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权力、制造反革命舆论的阴谋。第二天，林乎加通知陈锦华，决定改变了，要他去市革命委员会的文教组，先要把党政大权夺过来。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听取了林乎加、严佑民的工作汇报，随时了解工作的最新进展。他们还接见了王一平、韩哲一等老同志，听他们讲述了“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活动情况，并且了解了上海干部和群众的新动态。

10月21日晚上7点15分，苏、倪、彭再次找到了马天水。因为上次马天水的态度不太好，这次他们请来了徐景贤和王秀珍一起谈话。

苏振华说道：“10月24日，北京要举行百万人规模的大会，全国各地也会同步召开类似大会。按照中央的统一安排，我和倪志福到时候会回北京参加全国的庆祝活动；彭冲则回南京参加江苏省的庆祝活动。上海是‘四人帮’长期经营的地方，开好这次大会特别重要，对全国的影响很大。你们一定要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把这次大会开好。这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次最好的考验。”

马天水他们说，组织大会时，大家都不愿意来，来了也是闹事。现在他们根本没法掌控局面了。

苏振华提醒大家说：“上海市委在‘四人帮’的问题上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需要进行揭露、交代和检讨。但眼下最重要的是先把当前的大事办好，24日之后再处理市委内部的事情。现在大家要振作精神，把工作做好，不要搞什么‘合法’斗争了。”

苏强调：“要注意政策。对于‘四人帮’的问题，市委要为下面承担责任，不要层层揪斗，不要跨行业串连。要引导广大群众在本单位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按系统开展揭发批判。”

倪志福说：“要留意政策，要积极引导，按中央指示行事。”彭冲严肃地指出：“24日的大会一定要开好，这是大局，市委的检讨和交代将在下一步进行。”

林乎加稳住了上海的局面

马、徐、王对“四人帮”不愿揭露，反而为自己犯下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找借口开脱，还想让工作组去承担责任，好让自己脱身。

23日，苏、倪回到北京，彭回到江苏，参加中央和江苏的庆祝粉碎“四人帮”胜利的大会。中央工作组的工作由林乎加、严佑民暂时负责。

身材修长的林乎加，带着一点山东口音，宣布了一个经过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审阅批准的工作组人员名单。名单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工作组成员，另一部分是国务院派到上海出差的人。对于后一部分人，林乎加说：“你们不要找别的地方了，要安心工作。”

那时，中央工作组的同志都住在延安饭店。这个地方是部队用来招待客人的，条件比较简陋。房间不多，部长级别的可以住单间，其他人都是两人一间。中央工作组来到上海后，他们的活动是公开的，而“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则躲到了地下。

政权更迭时，各种势力开始活跃。苏振华和倪志福在北京开会期间，少数“文革”中反对王洪文的造反派头目号召大家到人民广场集会，想趁机拉帮结派，打出旗帜。林乎加和严佑民很为难，如果不迅速采取措施，上海运动的领导权可能落入少数坏人手中，危及上海的形势。

这些人表面上是反对“四人帮”，但实际上另有目的。两位领导人商量后，决定请王一平出面调解。由于王一平在上海工作多年，与群众关系密切，当他一出面解释，聚集在人民广场的人群很快就散去了。工人们信任老干部，因此局势很快得到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