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兵的日记，撕开华南被遗忘的血色，字字惊心！

这事儿得从一场海外的拍卖会说起。几本封面泛黄、纸张脆弱的陈年日记，静静地躺在那儿，等待着出价。谁能想到，这几本不起眼的小册子，里面藏着的是一段几乎快被遗忘的，浸满鲜血的华南往事。

珠海有个叫刘昌言的先生，是个有心人，一直琢磨着为家乡那段历史找寻证据。当他听说这本日记的存在，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东西绝不能落在外人手里。他立马托朋友，不管多少钱，一定要拍下来。几番周折，五本日记，他抢回了四本。

打开日记，一股陈旧的墨水味扑面而来。字迹工整，却又透着一股冰冷的机械感。日记的主人叫保科德光，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本海军信号兵。他服役的军舰，可一点都不普通——万吨级的重型巡洋舰，“妙高号”。

说起这“妙高号”，那在当年的日本联合舰队里可是响当当的角色。作为妙高四姐妹（妙高、那智、足柄、羽黑）的老大，它拥有十门203毫米口径的主炮，火力凶猛，是日本海军为突破《华盛顿海军条约》限制、在远洋进行“渐减邀击”作战而精心打造的利器。从珍珠港到莱特湾，太平洋战场上几乎所有的大仗它都掺和过，手上沾满了血。最后在1945年，被英军潜艇重创，瘫在新加坡，战争结束后被当做靶舰自行凿沉。保科德光，就是这条海上恶兽身上的一颗螺丝钉。

他的日记，从1937年7月29日开始。卢沟桥的枪声刚响没多久，保科德光就跟着“妙高号”从佐世保军港出发，磨刀霍霍地扑向中国。他们的第一站，是台湾。

日记里，保科德光用一种旁观者的冷静，记录着一切。1937年11月28日，他写道：上午11点，“妙高号”的飞机飞到三灶岛上空，往下撒传单。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背后却是侵略者兵临城下的最后通牒。

几天后的12月4日，命令下来了。日记里只有简短的一句：“上面下达了占领三灶岛的命令。”没有情绪，没有思考，就像记录今天天气是晴是雨一样平常。可对三灶岛的百姓来说，这是末日的开始。

日军为什么偏偏看上了这个不起眼的小岛？保科德光的日记给了我们答案。他写道：“三灶岛平地很多，很适合当飞机场。”就为了这个“适合”，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拉开了序幕。

日军登岛后，立马开始了所谓的“清乡”，推行野蛮的“三光政策”。为了修建机场，他们急需大量的劳工。1938年2月18日，保科德光又在日记里记下了一笔：“贝尔法斯特丸船上载有工人（据说有两千人），万光丸船上载有陆战队员。他们都是前往三灶岛的。”

这些所谓的“工人”，绝大部分都是从周边地区强掳来的中国百姓。他们被奴役、被压榨，在饥饿和毒打中修建机场，稍有反抗，就是一顿毒打甚至丧命。三灶岛上至今还有一个地方叫“万人坟”，那累累白骨，就是这段历史最沉默也最雄辩的控诉。岛上原有一万多居民，经过日军的屠杀和摧残，最后幸存下来的不到两千人。这就是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三灶岛惨案”。

保科德光的日记，就像一台冷酷的摄像机，从侵略者的视角，为这些罪行打上了无法辩驳的时间戳和地点坐标。它把零散的记忆碎片，串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刘昌言和他的团队，花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联合了档案馆和大学的专家，小心翼翼地翻译、研究这四本薄薄的日记。他们发现，这本日记的价值，远远超出了珠海一地。

保科德光的笔下，记录了“妙高号”的航迹，从上海外滩的炮火硝烟，到厦门港的断壁残垣，再到广州城的遍地焦土，最后甚至延伸到海南岛。每一页，都对应着一片被战火蹂躏的土地，都回响着无辜者的哭泣。

这种来自加害者一方的私人记录，有时候比官方战报更能揭示真相。官方文件总会修饰、会隐瞒，但一个普通士兵的日记，往往会不经意间泄露最真实的信息。就像当年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拉贝日记》一样，这些来自敌方阵营的文字，让任何企图否认历史的言论都显得苍白无力。

这本日记，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复杂的侵略者形象。他不是电影里那种脸谱化的魔鬼，他也会记录军舰上的日常，会想家，会抱怨伙食。可正是这种“日常感”，才更让人不寒而栗。一个看似普通的人，在战争这部巨大的绞肉机里，是如何一步步变得麻木，把杀戮和侵占当成工作的？这或许是这本日记留给我们的另一个沉重思考。

说到底，这几本日记的重见天日，就像是历史深处传来的一声回响。它提醒我们，有些伤痛，不能因为时间的流逝就假装愈合。那些被刻意掩盖和遗忘的角落，总会有人记得，也总会有像保科德光日记这样的物证，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撕开伪装，把血淋淋的真相重新摆在我们面前。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什么时候听，都觉得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