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赢了，我们接到命令往东北进发，多年来“重返家乡”的心愿终于达成了。
朱总司令发布的第二条命令说：原东北军的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部队，要往东北方向前进。罗政委反复叮嘱大家：要做好准备，接下来可能会遇到更困难的挑战。
1945年8月那会儿，我在胶县前线忙着带滨海支队对付张洪飞呢，结果突然收到山东军区的电报，说让我和滨海支队的政委王振乾赶紧收拾收拾，去营南大店的山东军区那儿报到，有新任务等着我们。
一到军区，我们马上就见到了罗荣桓政委。他先给我们展示了党中央发来的电报，然后跟我们聊了聊现在的局势。
1945年8月8号，苏联说他们要跟日本开打了。到了9号，上百万的苏军从北、东、西三面一起攻打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同一天，毛主席也发了个话，叫《打日本鬼子的最后一仗》，里面说：“现在打日本鬼子已经到最后关头了，是时候彻底打败他们和他们那些帮凶了。所以，咱们中国的所有抗日队伍得一块儿，在全国范围内大反攻，跟苏联还有其他盟国一起好好配合。八路军、新四军这些人民军队，只要有机会，就得对那些不肯投降的鬼子和他们的帮凶发动大范围攻击，消灭他们，抢他们的枪炮财物，让咱们解放的地方越来越大，鬼子占的地儿越来越小。”
罗政委向我展示了朱德总司令在8月11日下达的延安总部第二条指令，说是要和苏联红军一起在中国打仗，还要准备接收日本和“满洲国”的敌军投降。他让我们原东北军的各个部队赶紧往东北去，特别是第三条，清清楚楚地说：“万毅带的那部分原东北军，现在山东、河北的，得赶紧往辽宁赶。”
8月20号，毛主席再次为中央军委撰写了一封电报，发给了山东、平原和冀鲁豫三个分局，同时也抄送给了冀察晋分局。电报内容是这样的：
红军进了东北，国民党也想抢这块地盘。咱们这边，李运昌带着三个大部队进了辽宁，冀东和冀察也各有一小部分去了热河。中央决定，再从山东调两个团（包括万毅的部队），冀鲁豫、冀中各调一个团，加起来四个团，都让万毅带着去东北。山东的那两个团得在接到命令十天内准备好出发，在河北跟冀鲁豫和冀中的部队会合后，一起到热河边上等着。每个团的人数不能少于一千五。得让大家清楚，这次去东北的任务就是跟国民党抢地盘，趁着红军占了东北的时机。还得带上必要的地方干部。另外，陕甘宁边区、晋绥军区和中央也分别准备了一个团和一个干部团，总共五个团，由吕正操和林枫带着去东北。记得都要守纪律，准备好就出发，情况随时上报。
请告诉万毅上面的内容，但不要在报纸上刊登出来。
8月29号，中央发了新指示：“要是山东的干部和部队能从海上到东北去开展工作，那赶紧行动起来，越快越好。”
罗政委和蔼地告诉我们：“这次你们去东北执行任务，得在山东留下一些武器，这是上面的安排。这么做有两个原因，一是轻装上阵好赶路；二是帮帮还在山东打仗的兄弟们。东北那边日本人留下了不少武器，你们到了可以想办法搞点来。大家的思想工作得做通啊。”
罗政委又交代：“一到东北，头等大事就是站稳脚跟，深深扎根，得靠咱们自己的力量，在农村地区打开局面。大家心里得有数，苦日子还在后头呢，抗战赢了也不能松懈大意。得跟干部们说明白，去东北可不是享福的，得做好打仗的准备。蒋介石那帮人憋着要打内战呢，咱们可不能有丝毫侥幸，也别指望能平平安安的。”
罗政委接着说道：“你们滨海支队原来主要是东北军，对东北的风土人情挺了解，去那边开展工作会比较顺手。不过呢，现在部队里头山东人占了大多数，东北籍的战士估摸着就剩下一百多号人了。但你们可以把之前在东北军111师干过的那些干部召集起来，带去东北继续发光发热。”
罗政委反复交代：“到了东北，得靠老百姓支持，这样才能把自己的队伍壮大起来。”
得告诉咱们的部队，得尊重老百姓的那些老规矩和习惯，跟大伙儿打成一片，多讲讲党的那些好政策，这样才能把根据地建得稳稳当当的。你们一到那儿，就得展现出咱人民军队的好样子。东北的老百姓还没见过八路军呢，他们眼里的八路军啥样，全靠你们表现了，这事儿可关乎咱们在东北能不能站稳脚跟，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把队伍带好。这次去东北的队伍里，有好几拨是从不同地方来的，大家得跟亲兄弟似的，处好关系。还有苏联红军，他们跟咱们不是一个国家的，习惯啥的也不一样，咱们也得跟他们处好，别出啥岔子……但最重要的，还是你们自己内部得团结得像一家人。”
罗政委想着我们去了东北肯定会遇到不少难题，而且山东这边手头也不宽裕，就吩咐省里的财政头头艾楚南，给我们筹备了几十两金子，以备路上不时之需。
尽管罗政委身体不舒服，但他还是像操心女儿出嫁的老妈子一样，把我们可能碰到的各种难题都想了个遍，还一一告诉我们该怎么办。他还跟我们一起琢磨，部队该从哪儿上船过海，万一在海上碰到蒋介石的军舰该怎么应对，登陆之后又该怎么联系上L级部队，等等。
看到眼前这一切，心里真是五味杂陈。抗战终于赢了，多少年的回家梦眼看就要成真了。老家在鬼子手里遭了十多年罪，乡亲们不知过得咋样。家里的花花草草，我整天想个不停，但瞧瞧现在的形势，听听罗政委的话，我明白，咱们眼前可不是一片太平，等着咱们的，是一场更狠的硬仗！
成立了“东北前进大队”。带着队伍从黄县的亲戚村坐船出海。在海上摇摇晃晃地经历了一天一夜，经过好多困难，最后成功在兴城县的钓鱼台登陆，走进了东北的土地。
根据上面的命令，山东军区很快就成立了东北挺进队，让我当司令员，周赤萍当政委，关靖寰当参谋长，王振乾管政治部。这个挺进队下面有两个大队，一大队和二大队。一大队是由以前的滨海支队变的，有1800多人，大队长是彭景文，政委是李欣，原来的25、26、27团现在变成了1、2、3大队。二大队呢，是从胶东军区的特务营，还有滨海、鲁中军区挑出来的3个连组成的，也分成了1、2、3大队，大队长是管松涛，政委是黄明清，总共有1200多人。这两个大队加上挺进队的直属部队，加起来有3100多人。
纵队集结完毕后，从9月2日开始，他们从原来的营地出发，朝着胶东的黄县前进。为了让部队更稳定，出发前，只悄悄告诉了一部分领导干部，真正的目标是去东北。对普通士兵呢，就说是去胶东的平度、黄县那边帮忙。路上，大队级以上的干部一边走路，一边给基层的干部做思想工作，让他们先明白去东北有多重要，要打消不想打仗的念头，还有那种舍不得离开山东老家的想法，好让整个部队都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到了9月，早晚气温低了不少。战士们都穿上了新发的棉衣，顺着公路朝着黄县的方向前进。
9月21号那天，我在平度碰见了胶东军区的头儿许世友。他给了我们400名刚从平度战场上下来的解放战士，给部队添了把劲儿。后来，我去了莱阳，见到了既是胶东区党委书记又是军区政委的林浩。他说接到山东军区的电报后，已经跟军区副头儿袁仲贤和政府那头儿的曹漫之都说了，让他们去烟台准备部队渡海的事儿。然后，我拿着林浩的信到了烟台，见到了袁仲贤和曹漫之。他们为了部队渡海已经忙前忙后做了很多安排，还找来了三四十条渔船。曹漫之还帮我找了个懂俄语的老人当翻译，以防遇到苏联军队。他还给我准备了一套便装。因为得藏着点儿行动，按照山东军区的意思，我临时用了个新名字，叫苏持平。
9月23号，我去了烟台那边的部队出海港口，就是黄县的栗家口子，看了看那边的码头，还有已经准备好的船只，跟船上的工作人员聊了聊。
接着，我回到了黄县，去安排渡海的具体事项。
我们打算先让1支队和2支队按顺序从栗家口子坐船出海，然后在山海关到锦州那片海岸线上，找个合适的地方登陆。在1支队出发前，我会先带一个连过去探路，看好路线，挑个登陆的好地方，然后发电报告诉他们。收到电报后，其他部队再跟上。周赤萍、关靖寰和王振乾会负责指挥后面的部队。而2支队的队长管松涛和政委黄明清呢，他们在黄县那边，正忙着把部队集结起来呢。
跟我一起走的是第二大队的第四连。侦察参谋换成了杨仲民，还有俩侦察兵，再加上电台的操作员、管家、翻译等好几个人，一块儿构成了我们的指挥中心。跟我们一起坐船过海的，还有胶东地区的大领导吕明仁和抗大一分校的老师孙光。我们都挤在一艘装备了摩托的渔船上。这船还拖着一只大木船，木船上满满当当装了一百多个党政干部，他们都是按照中央的命令，从山东去支援东北的。
9月24日一早，船扬帆起航了。刚开始挺顺畅，渔船在碧蓝的大海上破浪前行，周围一片开阔，跟陆地不一样，完全不知道走了多远。到了下午，太阳快下山那会儿，海上突然刮起了大风，海浪翻滚，船身也跟着摇摇晃晃。偏偏这时候，船的副机又出了问题，速度一下子就慢了下来。我们只好靠近旁边一个叫小龙岛的地方，停靠在礁石上修理。为了防止大风带来危险，我们决定放开拖绳，让后面的那只木船自己往北海岸开去。
天已经黑了。船上的大伙正忙着修机器。我站在开船的地方，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心里像海浪一样翻腾，久久不能平静。打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我就跟着张学良的东北军，一路撤退，离开了东北，到处转战，在枪炮声中，和日本鬼子打，也和国民党反动派斗，这一转眼，都14年了。这14年里，东北军有西安事变、保卫武汉这些好事，但也有打自己人的坏事，杀了不少百姓。东北军被拆散，被改编，受尽了蒋介石的欺负，后来有的投了蒋介石，有的参加了革命，四分五裂。
对我们111师而言，是在投身革命后，队伍才真正蓬勃发展，大家才有了身为中国人的模样。这14年里，我的青春岁月也是这般匆匆流逝。眼下，眼看就要重返老家了，老家现在啥样了呢？未来等待我们的又会是怎样的日子呢？
到了半夜十二点多，备用发动机终于修好了，船又能开了。我们先去找那艘大木船，但木船已经开远了，没找到。又因为担心油不够开到北岸码头，所以就没再追，继续往登陆点前进。后来听说，那艘木船开到了旅顺，被苏联军队救上岸，他们联系上了大连市委。
9月25日早晨，太阳出来后，我们远远就看到了菊花岛。船长跟我说，离兴城县城没多远有个可以上岸的地方。大概11点的时候，我们在兴城县的钓鱼台上了岸。侦察兵杨仲民上岸去看了看情况，回来后说，那边除了几个苏军，都是我们冀东第16军分区的战士。根据这个情况，我马上让人架起电台，跟后面的部队联系。关靖寰参谋长和王振乾主任接到电报后，立刻就组织了一支队伍行动起来。
9月28号，第一支队伍所有人平平安安地到了兴城。剩下的部队呢，在过海的时候，有的被大风逼回了港口，有的先在路上的小岛躲了躲风，大多数人在10月1号下午才赶到兴城的钓鱼台，还有一小撮人在旅顺大连、老铁山那边上了岸，不过很快，大家伙儿都在兴城聚齐了。部队稍微休息了下，士兵们的劲头儿都特别足。
9月30号，我没等第二队人马，就带着第一队坐火车到了沈阳郊外的平罗堡和道义屯附近。路上碰到了苏联军队的哨兵，因为我们队里没人会俄语，交流成了大问题，他们就拦下了我们。就在这时候，不知道是哪个同志，突然哼起了《国际歌》，这样一来，咱俩你指我点，竟然互相懂了对方的意思，他们也就不拦我们了。
部署好队伍后，我换上便装，和警卫员一块儿，坐着辆小驴车就往沈阳走。那时候波茨坦公告管得严，穿军装苏军不让进城。我就躺在驴车上装病，枪都藏在苇席下面，驴车就“哒、哒、哒”地往沈阳城里赶去了。
跟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彭真、陈云等人见了面，跟他们说了说东北挺进纵队的前进情况。然后，我们领到了几个任务：清理土匪、让社会安稳下来，还有建立根据地。
坐在驴车上颠簸，听着小驴蹄子“哒、哒、哒”地敲打着地面，我看着这片熟悉的土地和那片湛蓝的天空，心里又开始翻腾起来。这一路走来，咱们历经磨难，熬过了14个年头的风风雨雨，好歹是回来了，还带着胜利的光环。可眼前这摊子事儿，还是乱得跟麻团似的，连军装都不敢明晃晃地穿出来。咱们以后的路，到底该怎么走呢？
驴车稳稳当当地进了城，直接到了小南门那边的大帅府。那儿啊，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的地方。东北局的书记彭真，还有陈云、伍修权、叶季壮他们几个，老早就已经在里面候着了。我给他们讲了讲东北挺进纵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还有我们渡海的事儿，说完我就急着站起来，想问接下来挺进纵队该干啥任务。
陈云同志耐心地听完我的报告后，陷入了思考。他示意我坐下。彭真同志缓缓地跟我讲了东北的当前情况。他提到，蒋介石正利用美国的支持，急忙往东北调兵，跟我们争抢地盘。我们已给中央发电报，要求国民党在东北停止战争和运输。现在，毛主席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东北的事情肯定是重要议题之一。目前，在东北的苏军既认可我们，也打算把政权交给我们，但是，在公开场合，他们还得跟国民党打交道，视他们为对手。所以，要是国民党派人来东北接收，我们可能得离开沈阳和一些大城市。我们正在和苏军商量，希望能让他们改变现状。
陈云同志明确告诉我，要带着部队到辽宁和吉林交界那八个县活动。根据中央那时候对东北的要求——“清除坏分子武装，号召老百姓，收集武器物资，壮大我们的队伍，接管城镇”，我们的任务是剿灭土匪，让社会安稳下来，再建个根据地。他还特别提出，让我抽调一个连队给孙光，让他回家乡佳木斯那边，去做团结各方的工作，一起建根据地。我琢磨了下，决定把跟我一起渡海来的那个连队，也就是1支队2大队的4连，派给他。陈云同志听了，笑着调侃说：“那这个就连成你的第3支队啦！”
在这次聊天里，几位头头也聊到，日本鬼子投降后，东北那块地方就被苏联军队管着了。现在，国民党的蒋介石想跑过来抢功劳，咱们呢，就得守住老百姓得来的好处。东北的挺进纵队啊，任务可重了。你们得赶紧行动起来，把土匪都干掉，让社会安稳下来，好给大军来的时候铺条好路。
在要走的时候，我跟东北局说，为了方便行事，能不能给我开个“通行证”。
伍修权同志马上用俄文写了个“出门条”，彭真同志签好字后交给了我。就这样，我揣着这张“特别许可”，走出了大帅府，在家乡的土地上，展开了新的征程。
1945年10月31号，中央有了新安排，让进东北的军队和东北人民自卫军，就是原来的东北抗日联军，合并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当总司令，彭真和罗荣桓分别当第一、第二政治委员，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他们是副司令，萧劲光不光是第四副司令，还兼参谋长，程子华是副政治委员，伍修权是第二参谋长。我们东北挺进纵队也改了名，叫东北人民自治军第7纵队，还管着辽吉军区，我呢，就成了这第7纵队和辽吉军区的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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