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3月的台北清晨，细雨蒙蒙。郝伯村推开抽屉，从包着牛皮纸的旧档案里取出一册《蒋公日记》。他盯着纸上遒劲的字迹，默默合上本子，自言自语：“当年若不是那道签字，一切也许都不会这样。”他指的正是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协定。

郝伯村了解蒋介石的程度，远非常人可比。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他以侍卫长身份日夜伴随，“虫鸣鸟叫都听得见，连睡梦喘息都熟悉”。战前汇报机要，战后护送出重庆，直至一九四九年冬夜一同离川飞台。此后他从参谋本部到“行政院”皆任重职，直到耄耋之年拿出这些日记，才算把压在心头数十载的疑问摊开。

时间回拨至一九四五年二月七日。这一天，克里米亚半岛的寒风割脸。史料记载，斯大林与罗斯福在利沃尼亚宫边散步边商量，短短几十分钟敲定了东北铁路、大连、旅顺以及外蒙古等一揽子安排。当天夜里再与丘吉尔会晤，英相只在意波兰边界，对远东兴趣寥寥。于是，中国的命运被轻描淡写地写进了备忘录，随后冠名“雅尔塔协定”。

北京方面无人与会，却被要求“同意”。罗斯福口头加了一句“须得蒋总统点头”，但他心里很清楚，倘若美苏同时施压，南京政府的回旋空间并不大。三个月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抵达重庆，把文本摊在蒋介石案头。“委员长，那一步走得太急了。”郝伯村后来回忆，他当时低声提醒。蒋介石沉默良久，只抬手指向墙上的天下地图。

理解蒋的选择，要先看战场态势。一九四五年春夏，中国正面战场仍吃紧。日军在豫湘桂战役后占据华中交通要塞，国府统辖的兵力表面庞大，实则疲敝。相形之下，敌后根据地却越打越大。美国空袭日本本土虽然凶猛，却仍不能保证迅速迫降天皇。蒋判断，倘能让苏军投入，对东京心理打击更大，抗战或许提前收官，国军就少流血。

他盘算的主要是三张牌。第一张，借苏军出兵东北阻日，待日本投降后再用美舰运兵接收；第二张，通过让渡外蒙名义独立，换取苏联不援共；第三张，期望美国在亚太布局中仍把南京当头号伙伴。思路听上去环环相扣，却忽视了美苏对华同质利益——都不愿出现一个统一且强硬的中国。

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外贝加尔方面军直插满洲。十天后，宋子文奉命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条文以雅尔塔为蓝本，仅在文字上增添“尊重中国主权”之类客套。郝伯村事后评价：“那几行字，看着热闹，其实冰冷得很。”

苏军攻入长春、哈尔滨的同时，大批干部秘密联络边区武装，为解放战争埋下伏笔。蒋介石却按计划调华中部队北上接收，等他们抵营，铁路已被红色游击队截断，仓库已换了旗帜。郝伯村在空军专机上陪蒋飞阅东三省，透过舷窗只见漫野旌旗。那一瞬，他说感觉“胜负天平已倾”。

蒋对美国的期望亦未实现。战后，史迪威、魏德迈相继离华，马歇尔调停横插一道。杜鲁门政府又在一九四六年宣布对华武器禁运。国统区财政雪上加霜，仅三个月法币即成废纸。蒋介石这才意识到，一纸雅尔塔并没买到他想要的保险。

到了四九年冬，重庆、成都相继失守。西昌机场灯火通明，郝伯村护送蒋介石登机，旋翼声中，他听见领袖罕见地长叹：“真是事与愿违。”这一句，后来被郝伯村放进回忆录里。

步入晚年，他三次公开演讲剖析雅尔塔抉择。他认为，蒋若拒签，短期或许面临苏军单独进攻东北和外蒙合围，但一旦美苏矛盾激化，美国也许转而全力扶蒋；而一旦美国站定，苏联未必敢深陷东亚泥淖。当然，这只是军事人的逆推。历史不能倒带，但“接受雅尔塔协定”作为战略决策之失，已写进郝伯村的评注，也写在那段剧变的年轮里。

对许多后来者而言，雅尔塔的条款似乎只剩教科书里几行冷冰冰的数字。然而在亲历者心中，那是一道无法抹去的刀痕。郝伯村把日记重新装进牛皮纸袋，合上抽屉。窗外雨势渐歇，远处钟声敲了九下，回荡在老兵微微颤抖的耳畔。